由于上述历史教科书包括严复的译作等，均是一般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读物，其受众及影响的层面自然远较此前扩大，也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由此，国人获知此事就较前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新的学术资源。至于当时不少的报刊传媒，在这方面同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查阅有关的报刊资料，一些文章在论述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时，提及马可波罗之事，也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值得提出的是，1903年2月在福州出版的《闽报》上，连载有黄乃裳所撰《欧人东来考》一篇长文，详考有关中西交通及欧人东来的历史。其中论列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又有意大利人姓保罗名恪路者，与其弟麻标来”，以及此后携其子马可再次来华，马可在华事迹和返意大利后写《游记》的情况，远较一般译著的教科书为详。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关于马可波罗的专题演讲活动，也是值得关注的动向。据当时《申报》载，1906年3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上海尚贤堂作了题为《意大利名人马克博罗》的演说。此后又连续二天，大幅登载这次演讲的情况。当时如盛宣怀等一批上海官员和士绅均参加，可说是中外同人共聚的重要活动。
    上述报刊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介绍与论述，说明它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成为当时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知识分子、士绅和普通民众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曾任清廷大臣、1904年逝世的文廷式，在其《纯常子枝语》卷四十中也引：“西人马留哥波罗尝仕元，世祖时巡视各地。其纪行书有曰”云云。很有意思的是，1907年11月，在唐景嵩、宝熙为光绪帝讲授《西史讲义》的讲稿中，论述“新航路之发明”、“新大陆之发见”时，也讲到“葡人之寻新地于非洲也，意大利有哥仑布者，素操航海业，尝读马可波罗书，颇悉亚东事”。可以说，这一时期，经报刊媒体的传播与宣传，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关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已经广为人知，成为社会上一种普泛的常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初步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单士厘。她是清末最早走出国门的知识妇女之一。1908、1909年间曾随出任清廷驻意大利公使的丈夫钱恂旅居罗马。著有《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归潜记》记载了她在意大利罗马等地游历的情况，其中有专文《马哥博罗事》详细地介绍了马可波罗及其《游记》。
    单士厘认为《游记》“凡所闻见，多可与《元史》相参证”。引人注目的是，文中她还对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考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一是关于马可波罗其人的问题。她通过查阅有关元史的资料，对西方学者认为元枢密副使孛罗即马可波罗之说提出了质疑。二是《游记》所载马可父子襄阳献炮一事的真实性问题。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宣称，元朝攻陷南宋襄阳城，得力于使用一种新式武器抛石炮，献新炮法的是其父亲、叔父和他本人。她据《元史》的记载揭示出史传所载“与马哥言亦不合”。此外，她和其丈夫还依据《游记》的内容，说明犹太教、基督教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这一时期，在介绍马可波罗及《游记》方面，《东方杂志》上刊登的两篇文章也值得注意。1910年6月《东方杂志》第8卷第5期上，刊登了杜亚泉所撰的《马可波罗事略》，该文称“马可波罗为欧亚最初之介绍人，本志屡引用其故事，兹撮其事略及遗像”，介绍了其生平事略，同时还刊登了一幅马可波罗遗像。第6期上即刊登了史久润所撰《马可波罗游记书后》一文。史氏认为，古今独具只眼、周游列国的只有五人：一为希罗多德，一为安思北，一为马高，一为北尔撤石，第五人即为马可波罗。指出在此之前，欧洲人至东方者，仅至君士坦丁堡与黑海之滨而止，故称道他是“灌输亚洲事情以入欧洲者之第一人”，同时“成吉斯汗一生之丰功伟烈，赖马可波罗之书而后千载万载传于世界”，因而又是“成吉斯汗之恩人”。两文发表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刊物《东方杂志》上，其作用显然不能低估。
    从史久润称“近方着手”翻译《游记》之语来看，说明此时国内直接接触、阅读到《游记》原著的人已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1910年11月出版的《地学杂志》第10期“绍介图书”栏中，还刊登了一则介绍英文版《马可孛罗游记》的广告，广告作者还结合当时的现实，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马可波罗及《游记》影响逐渐扩大，也有了获得《游记》原著的途径，翻译《游记》原著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一个译本，是清末魏易翻译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魏易曾经留学法国，与林纾合作翻译过《汤姆叔叔的小屋》、《迦因小传》等外国小说。他于1909年开始翻译《游记》，所依据的底本是刊于1818年的马斯敦英文译本，仅在个别地方参考了“地学本”。译文逐日登载在北京汪康年主办的《京报》上。虽说所刊登的仅是部分章节，但它的刊出，无疑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游记》的真实面目，因而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辛亥革命以后，魏易又将全书译完，1913年7月由正蒙印书局出版，由梁启超题签封面书名。书分二册三卷，计二百零五章。在翻译中，魏易对前译中人名、地名的讹误脱漏，以及道里方向与今世舆图所载不相符合的地方，参考有关文献作了较详的注释，对战事的叙述则作了删冗精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