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早获得《游记》原著的是近代第一个驻欧使臣郭嵩焘。他出使欧洲所撰《伦敦巴黎日记》中就曾七次提到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还记下了有关外国人的反映。但是受限于时代历史的因素，郭氏在《日记》中虽有关于马可波罗及《游记》的记录，实际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并未在社会上激起涟漪。
    最早将《游记》作为文献资料，利用它来考证史事的则是光绪年间的洪钧。洪钧开创了以《游记》参证《元史》的先例。但洪钧与郭嵩焘同样不懂外文，他所引用的外文资料靠的是使馆译员的翻译，在其列出的《引用西域书目》中，也并无《游记》之名，可知其只是转引。尽管如此，洪钧为此后元史的研究者开辟了先路，其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自鸦片战争前夕到19世纪中期，关于马可波罗及《游记》的最初传播还是比较零星散状的，而且国人的认识也较模糊，更谈不上研究了。由于传播渠道不畅，其传播的地域、范围受到相当的限制，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这种状况，只是到了1890年之后才有了较大的改观。 
    广为人知、初步研究和翻译
    1890年之后，国内书刊报章中提到马可波罗及《游记》的明显增多，同时在传播渠道与媒体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与特点。
    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其著作和报刊中续有介绍和解说，对晚清的知识界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一些教会人士及学者最先利用马可波罗之事来论证景教及基督教入华的史事。在一些报刊杂志中，引其为例加以论说的也逐渐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除来自传教士的讯息之外，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传播渠道和信息资源。当时，有众多日本历史教科书被译介到了中国，还包括一些西文译著，其中有不少均论述了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虽如伯希和所说：“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年翻译欧洲书以前，从未知有此人。”但此事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科书中，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知识。由此，通过这些教科书与译著，使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日本传入的历史教科书中，最早要数冈本监辅1879年用汉文编写的《万国史记》。该书在日本出版后，很快便传入中国。该书后又于1895年重刊，有多种翻印本，更扩大了其影响。在卷八《意大利记》中提到了马可波罗的事迹。
    此后还有1902年日本著名汉学家重野安绎用汉文撰写的《万国史纲目》，在1295年记载有“马哥波罗还自元”条。这些用汉文写就的著作，由于没有语言上的隔阂，对中国的著述起着直接的影响。
    至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教科书被大量翻译进来，形成了一个持续的高潮。当时几部比较出名的译作，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记载了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如1899年东文学社出版的日本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1901年金粟斋译书局出版的日本小川银次郎著、东文学社译《西洋史要》；还有同年东亚译书会出版的日本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著，徐有成、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
    此后出版的一些世界史著作，也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同年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1903年上海通社出版的德国布列著、特社译本《世界通史》，此书除特社译本之外，还有镜今书局译本，由叶瀚重译自日本和田万吉译本。
    至于一些中西交通史与文明史方面的译著，其中更不乏其例。如1903年出版的日本人斋藤奥治所撰《西力东侵史》，出版界评价此书“为最新最完备之东西交涉史”。译本之一的林译本第七章中谈到：“西洋人记录日本事者，始于马尔克扑劳之《东洋闻见录》”云云。同年黑风氏所译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中国文明发达史》也谈到马可波罗促进了欧亚交流。
    受上述译著的影响，与此相应，当时国人自撰的一些世界史与中西交通史著述，有不少均述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如1897年出版的邹弢《万国近政考略》，在卷二《地舆考》中便指出：“考中国元代始初，有意大利国佛尼斯人马穀保仕中国，为扬州总管，曾奉命出使。后告归回国，在南洋望见奥洲，归述于人，始有欧人来探是地。”卷七《沿革考》论述意大利时也专门论及此事。1899年出版的龚柴、许彬编译的《五洲图考》，在《澳削尼亚洲》“总论”中说道：西人在元代之前不知道有澳洲的存在，等马可波罗回国后，他们才知道除了亚洲之外还有别的岛屿。可见这些著述在论述五洲万国历史时，均已注意及此，而不忘写上这一内容，以阐明其重要意义。
    严复的译著也值得一提。戊戌时期他以翻译《天演论》名动天下，纸贵洛阳。他所译的亚当斯密《原富》，1901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原富》中认为，中国尽管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但现在却处于停滞状态之下，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原书中此段文字并不很长，但它直接与中国的现状相比较，以此来说明中国社会进步之缓慢，再经严复的译介，在清末险象环生之际，不免令人看了触目惊心，因而其所造成的影响也就非同一般。如吴汝纶在读严复译稿时，《桐城吴先生日记》上卷《西学》第九中，便摘录了严译之文，指出“今其国富庶不加益也，其编户齐民颠连穷厄，则欧洲极贫之国未尝闻也”。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中，引严译《原富》中“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之语，说道：“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籍，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对此表示了十分沉痛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