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乾嘉学者来说，他们面临的工作委实艰巨。“盈箱积案，或汗漫而难寻”的史著等待他们品评，色彩斑驳、流向歧异的各种史学思潮等待他们评骘。更为重要的是，在史学经历了三千年发展后，他们必须对史学的传统和史家的职责有一个系统的总结，从而把当代的和后世的史学发展纳入一个完善化的传统史学体系。《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承担起了这一工程浩大的任务。
    一、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是《总目》对传统史学特性的重要提练，也是它评判史家和史著水平高下的至高尺度。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总目·〈明宫史〉提要》追溯了它的发端。“《家语》称周明堂之四门，有桀纣之象。《仪礼·乡射礼》、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陈祥道《礼书》称，旧图刻人形，谓丰国之君，嗜酒亡国，因状之以为戒。《汉书》叙传载，乘舆幄座，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班伯亦以为警沈湎焉。”绘桀纣于明堂四门，乡射时设丰国国君之象，屏风上绘“纣醉踞妲己”图，无不是以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形象示鉴，“借彼前车，示其覆辙”。同书又回溯道：“伏考《尚书》有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有曰：‘仪监于殷’。……汉之高帝，使陆贾作《新语》，亦曰‘著秦之所以失，与我之所以得’。盖时代弥近，资考者弥切也。”
    借鉴前代史事的“殷鉴”成为商周以来哲人学者反复玩味的重要论题。
    中国史学的借鉴，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引古筹今的借鉴，诚如《总目·钦定明臣秦议》所言：“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鉴。”“盖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时代既近，殷鉴尤明。将推溯胜国之所以亡，与昭代之所以兴者，以垂训于无穷，故重其事也”。正是在对古今得失兴亡的记载和研究中，史学家为政治家“展现了千姿百态的政治样式”，“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行动的可能性”，“扩展他们对重大政治事件本质的理解力”，史学借鉴或史学经世的重大意义全在于此。
    对史学借鉴功能的高度注重，使《总目》在《明书》条中强调如下作史法则：“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这种专意于“一代政事”的史学致思趋向在近代曾经受到梁启超的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②，但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型的文化土壤中，它的出现又是那样合情合理。
    对史鉴价值的倾心关注，使“纪一代之政事”的史著在《总目》中获得激赏。记载唐太宗“良法善政”的《贞观政要》、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的《稽古录》，便被《总目》称为“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③。着意于当世急务，从前代史事中寻求历史借鉴的史著，如郭允蹈的《蜀鉴》、钱文子的《补汉兵志》亦得到《总目》的大力推重④。
    《总目》对《明史》的称赞也颇能映现它着意于史鉴的意向。诚然，《明史》是当朝“奉敕撰”的正史，《总目》对它的彰扬自不待言。但观《明史》提要，可见《总目》更为强调的是《明史》创立新传的“借鉴”意义：所以立《阉党传》，是因为“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羶，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钺之诛也”，所以立《流贼传》，是因为明代“剿抚之失，足为炯鉴”；所以立《土司传》，则因为西南地区土司滋蔓，“不内不外，衅隙易萌”，总结明代对土司的“控驭之道”，有利于清最高统治层在治理西南地区时拥有得以借鉴历史经验。
    总之，在《总目》的史学价值体系中，纪一代政事的史著是可垂训后世的作品，“意存殷鉴”的史家，方具有“良史之风”。
    二、以史蓄德
    自从史学崛起于人文科学中，史家不约而同地将它视为道德伦理教育的有力手段。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罗马编年史》中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易》则提出著名的“以史蓄德”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在《总目·学统》中宣称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乃是“尚论古人，辨其行事之醇疵，立言之得失”，进而从中汲取营养和教训，锻造自身品格。
    伦理教育固然是史学普遍性品格，但在中国，却有极端化的发展。中华文化是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文化系统，史学的“以史蓄德”亦由一般性文化功能提升为一种“正纪纲、弘道德”的重大政治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致思趋向下，《总目·上书表》断言“史系人心”，将人们思想的纯正直系于史家之笔。
    传统史学的“以史蓄德”通常通过别善恶、正褒贬的“书法”展开。梁启超曾对旧史“书法”加以诠释：“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邪正，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褒贬”二字可见是“书法”的核心。故《总目·史通》有言：“史家书法在褒贬”。史家之所褒，是后世尊崇效法的楷模，史家之所贬，则正如塔西佗所言。是“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总目·御制评鉴阑要》说：“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家之褒贬则又直系于人心的纯正，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家来说，这是何等沉重的历史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