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识中国史学精神之流的《总目》以审慎眼光去辨识史著伦理价值，对“褒贬协当”的肯定性评析与对“褒贬未协”的否定性批判，共轭着《总目》史论之轮。发掘南宋末忠节事迹，使“一代忠臣义士未发之幽光，复得以彰显于世”的《昭忠录》，“以迁就利禄，削杨雄、马融；以祖尚元（玄）虚、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经术，削匡衡、王安石”的《史传》，便是《总目》推扬的褒贬“颇协”的范例。将“依附王莽、倾覆宗邦”的刘歆作为“历代宗臣之贤者”收纳入书的《古今宗藩懿行考》，将“固位取容”的李东阳、“希旨求媚”的张孚敬与桂萼“滥列于名臣”的《明经济名臣传》，将宋时所谓奸邪如丁渭、王钦若、吕惠卿、章淳、曾布列入名臣的《名臣碑传琬炎集》则被《总目》斥为“殊乖衮钺之公”、“去取殊为未当”。
    《总目》的如上褒贬，渗透了中国文化独具的“善”的观念，这就是重义轻利、重务实黜玄想、重伦理秩序及道德情操。而“以史蓄德”的伦理教育便是它的最终指向。
    《总目》关于“褒贬协当”或“褒贬未协”的价值批评必然引发出如下思考：在完善史学传统的重大课题下，如何将史家的褒贬引入“协当”的轨道上，从而更有效力地发挥“以史蓄德”的功能，《总目》对此作出了“二律背反”式的回答。“盖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这是《总目》为“褒贬协当”所提供的第一条路径。
    将史家褒贬系于帝王裁断，这无疑使史学全然堕为君主专制主义的奴婢。《总目》之所以有如此之言，显然与清代君主专制高度强化、乾纲独断登峰造极的历史动态大有干系，更与乾隆帝直接干预《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撰修有密切的联系。
    假如《总目》关于“褒贬协当”的答案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它的史论价值将顿时黯淡。然而，《总目·凡例》又提出了如下原则性论断：“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未始其人之始终，可定其品之贤否乎？”基于这样的观念，当清人刘绍攽批评《左传》“不过叙事”，《总目》在“春秋笔削微旨”条中立即予以有力还击：“（绍攽）不知有事迹而后有事非，有事非而后有褒贬。”由于褒贬的生发全然依赖于“事迹”，确保“事迹”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直书无隐”便成为“褒贬协当”的重要依据。宋人刘时举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一书中，“沦张浚不附和议而不讳其党汪、黄；攻李纲引秦桧之罪，辨李纲之被谤远谪”，“一一据实直书”。《总目》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条中对此大为称赞，认为它是“褒贬颇协”的范例。
    由此而来，《总目》陷入二律背反的怪圈中：系于帝王裁决的褒贬，从一己意志出发，具有浓烈的主观随意性和独断性；系于客观事实的褒贬，将价值判断寓于事实判断之中，则具有强烈的实证性。两者显然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专制的淫威与学者的睿智将《总目》的史学观念撕裂，使它在自相矛盾中窘迫不已，这正是封建文人的莫大悲剧。
    浸润学人心灵的价值观念往往潜下支配他们的意志和动机，进而外化于学术实践中，“以史蓄德”也因而不仅仅是《总目》评骘史著的重要法则，而且是渗透于《总目》史论中的精魂。《总目》评介图书，往往拳拳提示读者们：“要当以人重，不当仅求之词藻间。”⑤这正是引导读者在“尚论古人”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不能仅仅去把玩词藻。
    眷意弘扬传统德性人格因此成为《总目》提要中的重要内容。“忠君爱国、感事伤时”的杜甫、“平生大节、照耀千古”的文天祥，无不在《总目》中被热烈加以赞颂。一些有种种缺陷的作品，如“不甚入格”的《绍陶集》、“纪载冗沓，亦皆失之限断”的《续后汉书》、“随俗所作，皆不足为典要”的《忠肃集》，也因作者的道德人格而被《总目》加以推扬。《总目》特意指出，这些作品虽然各有缺失，但“人品可传，则文章亦重”。“诵其词者，赏之于酸咸之外可矣”。总之，道德人格的实现就是最高价值的实现，这正是《总目》回环往复拨弹的旋律。
    人格的升华和堕落是人类道德生活中同时存在的两极现象。“以史蓄德”既在于以理想人格的历史范型去引导人们铸炼情操，完善自我人格，又在于通过对人格堕落的批判去警策人们强化道德的自律性。《总目》的史论亦将犀利的目光投向从生死、荣辱考验中败退下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一生与抗金事业联系在一起。由于当时的权臣韩侘胃力主收复中原，陆游与他多有交往，特为他撰《南园阅古泉记》，然而，韩氏以外戚执政，深为人所鄙弃，与金交战失败后，又亟亟求和，受到朝野猛烈抨击。陆游亦因此为“请议见讥”，“得除从官”。《总目》虽然对陆游诗文成就评价甚高，认为“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承一宗”。但却决不宽容陆游所谓“堕节”之举。《诚斋集》提要将他与杨万里比较：“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倜乎远矣”。
    唐人李华“文彩绵丽，精彩焕发”。但安禄山叛乱时，李华屈节投降，“署凤阁舍人”。安史之乱平息后，他贬“杭州司户参军”，“晚而自伤”，“每托之文章以见意”，“其悔志可以想见”。但《总目·李遐叔文集》对李华失节毫不容情：“大节一亏，万事瓦裂，天下不独与之论心也。”鲜明地表现出对堕于“气节”的拒斥。
    当然，对于韩侘胄以及陆游与韩氏的交往，对于李华，我们的史学家必然有许许多多不同于《总目》的见解，但这已属于另一个范畴的论题，我们所要注目的，是流溢于《总目》提要中的“以史蓄德”的精神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