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并非尚未经历史学家解读的“数据”的集合，它“至少是一种事实的搜集。因此，它就离不开搜集者的兴趣，离不开一种观点”。换言之，这些典籍既是“历史事件的组合”，又是经由史家在主观经验中把握的“历史命题的组合”。以史为鉴、以史蓄德、以史存史的史家宗旨便标出中国古代史籍所蕴含的丰富的理论负荷。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不可能没有主观的成分和思想的参与，决不是缺乏内在理论构架的“断烂朝报”。
    其次，假如说，历史学可以定义为“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去认识过去，并通过过去更清楚的认识人类的现在，进而把握未来”的话，那么，通观《总目》和中国古代史家的种种史论，我们理应承认，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也在运用特定的记忆方式，“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也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所谓以史为鉴、以史蓄德、以史存史，其意蕴都是立足于现在、乃至未来而关注历史、思考历史。我们可以指责传统史学缺乏对历史客观规律的真切把握，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史家实际上也在努力探寻历史规律，并以此指导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尽管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只能在那一阶级，那一时代的认识水平线上运动，然而，这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必经阶段。当我们宽容地对待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史学流派时，不知可曾想过，对待传统史学，我们是否过于苛刻？！
    注释：
    ①斯普朗格《政治思想史的收获》，转引自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第1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③《总目·史部·贞观政要》、《总目·史部·稽古录》。
    ④参见《总目·史部·蜀鉴》，《总目·史部·补汉兵志》。
    ⑤《总目·集部·吾汉稿》。
    ⑥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第101页。
    ⑦（11）《总目：史部总叙》。
    ⑧《总目·史部西汉年纪》。
    ⑨《序目·史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⑩迈耶《历史学说及其方法论》，转引自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第104页。
    （12）《总目·史部·三国志》。
    （13）《总目·史部·建康实录》。
    （14）《总目·史部·明书》。
    （15）《总目·史部·正史》。
    （16）《总目·史部·元和郡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