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史存史
    当代西方思想家文德尔班在论及史学家职责时，曾有如下一段精彩议论：“个体生命固然如此，整个历史过程也完全一样：它之所以有价值，仅仅在于它是一次性的……历史学拥有一项不可转让的形而上学权利，它的第一个伟大而且坚强的感觉，就是要为人类的记忆保存下这个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中成为过去的东西。”在这里，文德尔班强调指明，历史学家的一项伟大天职，乃是“以史（史学）存史（历史）”。古代史学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当然不可能具有文德尔班似的现代史学意识，但他们千百年来不倦从事的，正是“以史存史”的伟大业绩。
    《总目》对“以史存史”的史家职责有睿智的理解和认识，由此而来，它着意总结与思考史家“以史存史”的基本方法和路径。
    1.取材详备
    在“以史存史”的浩大工程中，史料的广博采摭，无疑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所谓史料即历史（思考的历史）的素材。它在史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曾为法国历史学家朗格卢瓦和塞尼奥博斯所精辟指明：“历史学家以史料工作。所谓史料是过去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及行为遗下的痕迹。然而，这些思想及行为中，留下有形痕迹的微乎其微，即使存在，这些痕迹也难以延续。因为，些许偶然事故就足以毁去一切。于是，对历史来说，所有不留痕迹的思想及行为已然丧失殆尽。正因为没有史料，人类过去漫长岁月的历史，便命中注定成了千古不解之谜。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史料。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⑥“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这是何等有力明晰的论断。史料的匮乏，必然造成历史认识的缺环。《总目》正是基于和朗格卢瓦、塞尼奥博斯相似的思路，特别提倡史家广泛搜集采摭史料。
    《资治通鉴》一书，“世称绝作”，亦为《总目》所衷心钦佩，然而《资治通鉴》的巨大成功，决非出自司马光的天才颖悟，而凝结了极为艰辛的劳动，其中包括对史料的详备占有，《总目》对此深有所悟，在《史部总叙》中，它着意向读者强调，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广泛史料的拥有，使司马光得以“先为长编，后为考异”，“草稿盈两屋”⑦，从而在雄厚的研究基础上终于撰成“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史料采摭，可谓“网罗宏富”。但是，《通鉴》所记西汉史实，“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余鲜所采掇”。宋人王益之乘隙而起，“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征博引”，撰成《西汉年纪》。《总目》赞扬此书在西汉掌故上“视《通鉴》较为详密”⑧，为后人提供了又一批弥足珍足的史料。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是《总目》所赞誉的“宏博而典重”的学者，他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中勉力收辑史料的工作更受到《总目》的高度评价：“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官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⑨。
    史料的广采博纳，在高明的史家手中，往往得心应手，但对一些稍逊才力的作者来说，则有因把握不当而流入杂芜之嫌。《总目·玉芝堂谈荟》和《三传折诸》对此不加苛求，而是热烈鼓励道：“博洽之功，颇足以抵冗杂之过。”“取材既广，储蓄既宏。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与此反观，“取材不备”或“取材太寡”者，如“简略太甚”的《使金录》、取材“未为赡备”的《嘉隆两朝闻见纪》、“孤陋寡闻”的《宋元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总目》的批评和讥弹。
    《总目》虽然力主取材浩博，甚至以为“博洽之功，颇足以抵冗杂之过”，但这种博洽决不是泛漫无际而是处于一定规范之下。在《总目》的观念中，史学作为“征实之学”，在本质上应着眼于现实人事。所罗的史料亦应是实实在在，有据可考的“事实”：“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纪一代之政事”，“足以存掌故，资参考，备读史者之参稽”。至于虚幻荒诞的怪异神说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方孝孺杀蛇灭族一类诡异之论以及无切实依据的“里巷琐言”与“稗官所述”，则必须坚决摒弃。否则史著将“猥杂”不堪，丧失史学固有的尊严。
    总之，在《总目》的史学方法论中，博采史料与善采史料、慎采史料相与补充，显示出史学观念的高度成熟。
    2.考证精核
    由于历史过程错综复杂，史料在流传中往往鱼龙混杂，真伪莫辨，因此，“以史存史”不仅要广为采择史料，为史学家重构过去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而且还要对史料进行考证审核，以确定史实。“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不能完成这种任务一一确定曾经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事实（着重号为原作作所加--笔者注）这一历史学家首要的根本任务，并且不知道实际的事物及具体的事件，那么他的全部劳作犹如空中楼阁。尽管他罗列最出色、最深刻的理论与综合，以此炫惑公众（这种情形时有所见），但如果他不清楚事件的经过，或者对事件作出错误的叙述，抑或他的历史知识极为贫乏，那么他的所有努力不值一文，只会把读者引入歧途，引入空想世界（不是现实世界）。一切历史的坚固基础均在于此，而不是存在于理论之中。”⑩正是为了造就“历史的坚固基础”，《总目》以相当的精力去批判明代野史的“轻信而多舛”，强调精慎考订史料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