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译本也有较大的弊病。其所据底本不佳，魏易所译对原文又多所删节，实际上只是一个节译本，这和当时翻译外国作品多为节译的风气是相关的。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因受西方学者鲍梯、马斯敦等的影响，误将元枢密副使孛罗与马可波罗混为一人，由此造成重大的失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如李季、张星烺等也多误从此说，直到1920年代以后，伯希和、冯承钧才纠正了这一错误。译者不谙元代史事，对译文中的人名、地名，均未与《元史》加以对证考释，故颇多讹误，因而为学者所诟病。不过此译本尽管有众多的缺憾，但作为我国翻译的第一部《游记》，国人由原先只知其名而未见原著，到正式看到译作，无疑扩大了其在中国的读者层面和社会影响。这一译作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此版《游记》现已很少得见，以具有版本上的价值。
    在魏易译本出版以后，国内学者也随之对其作了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地名、史实的研究。1915年，史地学家丁谦在《地学杂志》发表了《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考订》，序言中声称，在读了魏易的译本后发现书中附注今地名颇多舛误，因此详细考核，以正其误。此后他又在前文的基础上，写了《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的长文，主要依据魏易译文的体例和顺序，对魏译《游记》中的地名和史实作了考订。改正了魏译的不少错误，对全书大部分作了注释并附以今名，使其事得以互证明确。同时又颇有见地的指出，《元史》之孛罗系蒙古人，魏译乃以元世祖时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实际上表明中国人对《马可波罗游记》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丁谦给予高度评价。
    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回溯既往，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无疑展示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逐渐扩展的过程。它既反映出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
    通过对马可波罗这一个案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当然，至于真正对马可波罗及《游记》作比较深入的研究，那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这一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展开，先后有张星烺、李季、冯承钧等人译本的出现，有吕思勉、向达、季子、杨志玖等人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考证与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主讲人简介
    邬国义，1951年4月生，浙江奉化人。1978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二十世纪学术史等。主要著作有《国语译注》、《资治通鉴》（附考异）(校点)，撰有《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国语译注》、《南朝五史辞典》（副主编）等，承担国家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王国维全集》的点校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