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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生平思想研究 近十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研究的重点是建国后，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的研究上。王双梅对刘少奇建国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作了评述，指出他很好地把握住了战略发展方向和历史机遇，不仅正确处理了当时的各项工作，保证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如探讨新中国建设道路、初步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等。（4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多方面设想。“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是刘少奇在1951年最早提出的。吕小蓟对刘少奇为什么会提出这一概念却又中断了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作了梳理和探究。（44）丁俊萍指出，八大前后，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并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思想观点，主要包括：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思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45）宋毅军、孙彦波系统总结了刘少奇对三线建设决策的提出、指导实施所作出的贡献。（46）欧阳雪梅指出，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47） 在建国后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方面，章百家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步入国际社会的曲折过程中周恩来作出的重大贡献。（48）林祥庚研究了“文革”时期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外交领域力挽狂澜，积极纠“左”，遏制外交系统的动乱所作的努力。（49）范宏伟利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有关档案，围绕周恩来对缅甸华侨问题的处理进行历史考察。（50）徐行、张松系统总结了周恩来为打破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保证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作出的重要贡献（51）。刘武生则从统一思想、开展稳定金融物价和调整工商业工作、提出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等方面阐述周恩来在建国初为恢复国民经济付出的艰辛努力（52）。周恩来研究的难点是对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金冲及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两难处境下的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公正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但他是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张的。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出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他选择了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53）金文针对当今有些人对周恩来提出的严厉指责，进行犀利的批驳，对于澄清周恩来研究中的种种误解和误导，深化晚年周恩来研究很有指导意义。石仲泉针对周恩来研究中有一些非议，认为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那种诬称周恩来“表里不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54）唐正芒对周恩来在“文革”时期处理粮食问题、稳定粮食局势进行了考察。（55）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周恩来曾给“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这封信党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读。陈扬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周恩来写这封信，既反映出他在感情上站在那些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一边，同时在理性上又不太赞成采取这样一种斗争方式；既希望老同志能积极抗争，又希望老同志能注意斗争策略。（56） 以往对朱德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关注不多。庹平认为，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朱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使农民家庭富裕、农村经济繁荣和山区改变落后面貌这三个发展农村经济的主题和难题，提出了比较成熟的思想和主张。（57）王纪一认为朱德的对外贸易思想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主张是外贸要“大出大进”、“以进养出”；外贸市场多元化，做世界范围的生意；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保障货源充足。这些主张符合中国国情，对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对外贸易道路，具有启示作用。（58）曾敏认为朱德对走中国式国防建设道路，有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对中国化国防建设事业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形成了“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59） （三）关于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的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的。赵子林对邓小平的改革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是一个由改革动因论、改革目的论、改革方向论、改革性质论、改革保障论、改革原则论、改革评价论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60）石广生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61）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指导我国全方位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倪波认为邓小平“大外交”思想突破了传统外交在外交主体、外交对象和外交内容等方面的框架，使我国外交理论向现代外交理论迈进，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62）李毅弘认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现了从结盟外交到不结盟外交的嬗变；从意识形态划线外交到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方位外交的嬗变。（63）此外，学者们还对以往研究不多的邓小平与西藏的和平解放，邓小平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了专题研究，论述了他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贡献（64），以及在中央作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决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65）。 （四）关于陈云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陈云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尤其是陈云与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更多。研究的内容有陈云与“一五”计划、与粮食统购统销、与上海财经会议、与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业恢复、与对外经济交流等，充分肯定了陈云的卓越贡献。（66）此外，有的学者还对陈云在新时期经济工作中的主要思想作了梳理，从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战略三个方面比较了陈云和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异同。（67）这些成果，从不同方面大大推进了陈云生平思想的研究，代表了当前陈云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 （五）关于华国锋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华国锋的研究有了进展。在华国锋的评价上，中央曾作过“一正四负”的评价，除肯定其在粉碎“四人帮”中有功外，对他主持中央工作多是否定的。2008年华国锋逝世后，中共中央在悼词和生平中，充分肯定了他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华国锋的新评价，澄清了一些不实之词和误解。如对华国锋是否有意阻碍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程中原认为华国锋并没有蓄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邓此次的复出也没有花费更长的时间。此外，华国锋还不断采取措施改善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处境。（68）对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韩钢进行了考察，认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69）此外，有学者认为华对于改革开放亦有开凿之功。早在1978年八九月间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时起，华国锋已经有意打开国门，搞对外开放了。同时在企业改革方面也先人一步地进行了思考。（70） （六）关于胡耀邦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胡耀邦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上都有较大进展。在出版的图书中，最有分量的当属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编写的《胡耀邦传（1915-1976）》（第一卷）（71）。作者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他的生平和思想，对胡耀邦一生的功过作了中肯的评价。李锐回顾了胡耀邦在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关头的思想和实践，阐述了他的真知灼见，再现了他的人格风范，称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位先锋人物，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72）学者们除了对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研究外，还对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建设、农业和农村改革、知识分子政策、统战工作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王学宏、张国武将胡耀邦的党建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73）王斌探讨胡耀邦党内民主思想，指出他不仅认识到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必要性，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目标和任务，而且找到了发展党内民主的科学方法和途径。（74）王安平、韩亮、朱华对建国初期胡耀邦主政川北时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75）张维青、吴象从支持包产到户、批判“大寨经验”和主持制定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等几个方面概括胡耀邦对农村改革的贡献。（76） （七）关于陈独秀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陈独秀仍是党史人物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充分利用新的档案史料，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着力挖掘他的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 把陈独秀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一个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来研究，已成为党史界的共识。但在对其评价上，仍有较大分歧。在对陈独秀的总体认识上，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陈独秀应充分肯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他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后人作出了一个杰出的表率。陈独秀也犯过错误。但他的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不过是替罪羊而已。“托派”的主张也是一种探索，虽然是错误的探索。开除陈独秀党籍也是完全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77）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犯有严重错误。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重大责任，但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对大革命失败，在党内应负主要责任。（78）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首先是他本人对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不正确认识直接发展的结果。“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是导致他妥协退让的理论根据。（79）有的学者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开党的职务后迅速转向托派，有客观原因，但在主观上也暴露了其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性。晚年的“最后见解”囿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自身处境，既有其科学合理的内容，也有其粗糙谬误之处；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形成超前的思想意识，又有简单的感情用事，妄下断言，尤其是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的全盘否定，更缺少科学性和有失公允。（80）以往的研究对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陈独秀思想多持否定态度。盖军对陈独秀早年接触和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作了重新评价，认为其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变化的现实，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81）杨熙曼对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革命前途上提出的三种构想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不断变化的原因，较准确地再现了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曲折历程。（82）邢和明认为陈独秀深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从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转向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这种过渡“并非旦夕所能促成”，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猛进”等观点至今仍没有过时，仍值得推崇。因此不应该再把陈独秀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冠以“二次革命论”加以批判。（83）祝彦认为其大革命时期的“二次革命论”是贯穿始终的。它既对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也与大革命的失败不无内在的联系。他的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决不是共产国际强加的，在实际斗争中放弃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是因为他认为不必要去争。（84）储天虎对以往陈独秀研究中鲜有涉及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概括了特征，认为陈独秀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指导者，提出和作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决策。（85）托陈取消派问题是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吸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和陈独秀有关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形势、任务等基本问题的看法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晚年陈独秀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阿明布和多方位、多层面剖析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指出在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后，陈独秀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到放弃托洛茨基主义，形成新“二次革命论”；从学习苏联经验到全面否定苏联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主张。（86）陈铁健对陈独秀自1931年至1942年的思想演进作了评述，认为他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如，强调中国当前首要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的过程”，强调了民主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87） （八）关于王明生平思想研究 以往党史界在王明的评价上多是否定的，认为他先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新世纪十年的王明研究中，客观地评价王明成为学者的共识。在对王明评价中的突破，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首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上，认为王明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实践中效果也是好的，促进了由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88）另有论者认为，王明在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各武装力量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家政权的民主性质等方面，总的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包含右倾投降主义的萌芽。（89） 近年来党史研究者重新审视抗战初期王明犯右倾错误问题，得出一些新看法。田子渝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在对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上，把错误归王明，成就归周恩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肯定的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由王明1937年11月带回来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上毛泽东与王明在政策、思想层面上的分歧并没有直接交锋，而是采取“各自表述”，求同存异。毛泽东在为会议作的结论报告中，着重批判了“两个一切”，而会议依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决议，非但没有批评“两个一切”，反而强调了“两个一切”所阐述的主要观点。（90）李东朗对党史界通行的批评王明右倾的一些说法提出异议，认为通常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7个“统一”为例，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与实际有误。（91）上述问题是党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客观地全面地研究史料，以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用大量文字描绘，并在长时间里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丁晓平根据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14份原始材料，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92） 六、中共历史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进展 近十年来，研究者在中共历史学科建设、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思潮与中共历史研究，党史学家研究，以及海外中共历史学理论研究引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中共历史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现状 学界对把中共历史学科定性为历史学，基本达成一致，只是在具体分析学科性质上有所区别。龚育之认为，中共历史学它本质上是历史学科，但现实性很强，是一门历史学科和理论学科。（93）张文灿认为，党史研究首先具有一般学术活动的性质，要遵循学术研究规范，在学术研究规范指导下的党史研究成果是客观地服务于现实政治，并非主观地为其服务。中共历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体现了它的学科性质；中共党史的政治性很强，强调的是它的功能；只有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才能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功能。（94）章百家则提出党史学不属于某个学科，是跨学科的，是一门综合学科。（95） 在中共历史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上，研究者存在差异。侯且岸认为中共历史的研究对象应概括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为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96）杨凤城提出，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97）周一平认为中共历史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有直接的研究对象，也有间接的研究对象。（98） 对党史学科的现状，在学者中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中共历史学科被边缘化了，有的则持相反意见。齐卫平认为，中共历史学科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所谓“边缘化”，在他看来：一是社会边缘化，即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相脱离；二是学术边缘化，即一些其他学科渗入中共历史的研究，专业党史研究者和工作者反成为陪衬，失却了研究的主导地位。（99）对此，很多研究者有同感。陈答才也认为，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共历史学科显得“相对弱化和边缘化”，状况堪忧。（100）有人不认可把党史研究的整体态势判断为边缘或萎缩的观点。代表性人物是党史学家龚育之，他认为：“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101）张静如认为，中共历史研究短期内出现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不太现实。（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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