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大会安排，让我向大家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情况。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近几年来已经有相当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同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同志等先后发表了系统全面的文章。我在他们的基础上讲一点看法，片面、不当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我想先从四个方面对国史研究作简要的回顾，再对发展的趋势作一点展望。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史学领域最年轻的一门新学科
    1.这门学科的发端是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的思想解放运动中1978年1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该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讲话，第一次郑重地提出：“要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他说：“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况反映》第一期，1978年1月16日。）
    会后，胡乔木就确定研究选题和新建研究所提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入100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选题之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拟新建的五六十个研究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名列第五。
    增设研究所的计划得到邓小平的赞同、支持。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听取胡乔木、邓力群的汇报后说：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了。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菩萨也请不到了。邓小平叮嘱胡乔木、邓力群“要赶快做”。（注：据邓力群传达这次谈话精神的记录稿（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室），并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并没有立即创办起来，但胡乔木已经请黎澍带领几位学者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准备工作。
    2.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全党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是非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论，迫切需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共和国如何继续举步前进，而且牵连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党和国家前进、发展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初步讨论了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建国后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经过20个月反复深入讨论、总结、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了结论。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基础，系统地研究、撰写建国以来历史的条件趋于成熟。
    《历史决议》注释本，运用比较丰富的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和经济资料，吸取理论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历史决议》中提到和作出论断的130条重要史实和理论观点作了论述和解释。其中118条、约30万字是讲建国后32年历史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个注释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史事提要”。
    3.1982年5月，胡乔木倡议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工作，为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了准备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要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为《当代中国》的大型丛书。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决定积极贯彻执行胡乔木的这项指示，立即着手组织落实，于11月9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当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宣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并指示中宣部转发。这样，《当代中国》丛书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中指出：“编辑出版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以无可辩驳的材料，展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将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
    此后，《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即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等部门组织实施。经过广大国史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十万多人的共同努力，历时15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电子光盘版。丛书分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共150卷，1亿字，3万幅图片。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是一部史志结合、包括专史和地方史在内的科学的信史，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编修工作同《当代中国》丛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可以说国史编修工作是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4.1989年11月，胡乔木再次把设立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机构的问题提上日程。专门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适应时代的迫切需要于1990年6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胡乔木听取李政道的意见，向中央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有突发事件时代表官方发表“白皮书”，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11月11日，胡乔木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胡绳、逄先知、马洪、沙健孙、李慎之谈话，把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提上日程。胡乔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说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我想，中央会赞成的。”并说：“想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胡乔木谈了搞编年史的设想，“计划选编到1989年”，对历史分段、人力组织、工作计划、机构设置等，他都提出了意见。[1]11月25日，胡乔木在上海写信给邓力群催办此事。信中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的调集就位，希望能早日决定了。而且还需要向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请示。”[2]
    1990年4月，邓力群约请胡绳、郁文、曲维镇开会，一致同意筹建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6月2日，邓力群给李鹏总理送呈关于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需编制问题的报告，得到原则同意。6月14日，由胡乔木起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常委打报告，正式提出：“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并说：“我国建国已四十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2]（p.792）中央常委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纂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当代中国研究所随即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此有了正式的专门机构。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和邓力群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步入了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的轨道。这门新学科从此进入了一个创立并逐步发展的新阶段。而胡乔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的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5.1991年3月中办、国办转发西安国史编研工作会议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全面启动1990年12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会后，中办、国办于1991年3月2日发出通知，转发会议纪要。会议认为，当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条件已臻成熟，在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则必须依靠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两办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会议纪要还指出，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和协调。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全面启动。会后，经中央批准，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计划先编写多卷本，再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一卷本的简史。
    1992年12月，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及教育、宣传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6.200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朱佳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12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规定在2002～2004年三年内，集中精力完成编写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逐年编撰大事记（每年一本，先完成1949年）、完成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至三卷的“送审稿”以及十几个专题研究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进入了又一个新阶段。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资政育人的重要学科，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编纂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有不少重要指示。国史学科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指导下发展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非常关注、十分重视，并作过多次直接的重要指示。还有一些指示是就整个历史研究讲的，或就党史研究讲的，其精神对国史研究同样适用。举其要者有--
    1999年6月30日上午，江泽民会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代表时说，《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的完成，是全国国史研究和文化出版事业的一件喜事，我向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江泽民指出，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1991年3月9日夜，江泽民致李铁映、何东昌关于进行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信。（此信发表于1991年6月1日《人民日报》）信中说：“近两年来我在教育界座谈会上两次讲过，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目的是要提高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当然，也不能重新制造‘左’的气氛”。
    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作题为《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指出：我们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要学习历史，他曾经讲过，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2001年6月建党8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江泽民又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80年，是全体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80年，也是全国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团结奋斗的80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历程，是一部内容丰富、蕴意深刻的爱国主义教材。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一定要充分运用它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鼓舞他们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001年12月10日下午，胡锦涛主持中央书记处第27次办公会议，讨论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2001～2004）。胡锦涛对国史研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们的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国家发展史，说到底，与党史有密切联系。你们也讲，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我们写国史，除了要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修史的传统外，也要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也要资政育人，这与党史是一样的，我们搞国史的同志也要有这根弦。”他要求，“各项工作围绕国史编撰进行”，“确保拿出来的东西是有权威性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精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