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思潮对党史研究的影响
    近十年来，一些史学思潮对中共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学者们撰文对此或分析、或批驳，有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的则是痛加批判不遗余力。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最早发生于文学、艺术方面的社会思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渐渐弥散于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成为一种显学。这一思潮所倡导的非中心、边缘化、平面化、无深度等观念和现代观念所主张的中心、线性发展、深刻等观念有明显区别，后现代主义旨在对现代观念进行超越和解构。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登陆中国，迄今已受到广泛关注，不少学者竞相运用后现代观念于各自研究领域。《东岳论丛》杂志在2004年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专栏，刊登了王晴佳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陈启能的《“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等文章，探讨了后现代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用后现代观念来研究历史，有利于促进学者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能进一步加强研究者的个体意识，后现代主义思潮提供了某些方法上的启示，给研究者一个超越时代反观历史的参照系。（103）也有研究者认为，从学术发展的视角看，后现代观念传入和产生影响，有着国内学界要求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和探索新方法的背景。因而研究后现代观念，借鉴其可取之处，有积极意义。对于中共历史研究也是如此。（104）对于后现代观念不一棍子打死，而是从建设性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反映了学界对西方社会思潮的一种理性反应。当然，这不等于说国内学者对后现代思潮的危害没有觉察和防范。
    持历史虚无主义观念的研究者，大搞所谓的“戏说”、“重评”，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既造成了历史认识和评价上的混乱，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尖锐批驳。有人就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的研究和宣传，是关系到党、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长远之计和根本之计。（105）学界还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归纳为：一是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二是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没有以英美为师，而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误入歧途，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三是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否定和掩盖其本质和主流。（106）就此，有人认为，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史学研究者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107）有人则主张，广大党史学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特别是“告别革命”思潮（108），重申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的科学指南。（109）有人还指出，党史研究中必须避免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切实把握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党经历的曲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采取分析的方法。”（110）梁柱、龚书铎还主编出版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根源、研究方法、具体表现、危害，以及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同时还倡导遵循优良学风与科学的研究方法。
    （三）中共历史学理论
    对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曾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九个方面：中共历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学评价研究、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史家评介、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述评、中共党史学未来发展研究等。（111）这一概括符合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实际，体现了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但近十年来，对这一问题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郭德宏认为，作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理论的中共历史学来说，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中共党史编写学；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112）有人将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113）谢荫明认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党史学理论、党史史料学和党史学史。（114）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党史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阐释和完善。中共历史学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理论：中共历史理论和中共历史学理论。中共历史学理论，就是反思中共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从学科体系上说，包括中共历史学史、中共历史学基本理论、中共历史史料学和中共历史文献学等。（115）后来，又进一步概括为指导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三个层次。（116）
    （四）中共党史学研究的方法
    一门学科必须有符合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开始重视对中共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并取得一定共识。具体方法包括：一是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如目录学、考据学、谱碟学、校勘学、编纂学等；二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方法等；三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计量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等；四是其他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逆向考察法、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等。（117）
    近年来，陈振文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一是党史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即指导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如“古今中外法”、立体研究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如考据法、阶级分析的方法、顺（逆）向考察的方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社会心理考察的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如统计分析的方法。（118）系统理论和中共党史具有兼容性，系统理论完全可以成为党史研究者的一种工具。（119）此外，在党史研究中还可以借鉴人类学方法中的田野调查法、社区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等以弥补自身不足。（120）
    近来日益兴起的口述史学方法，也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一系列口述党史类的书籍，包括《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等，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也有一些口述类论著的情节不那么令人信服，明显是在以讹传讹。有研究者指出，要慎用回忆材料，因为人不可能事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并且归纳了影响记忆准确的六种因素：时间久，记忆不准；政治变，有意掩饰；推责任，回避实况；赞先人，锦上添花；显记忆，信口开河；为充实，移花接木。（121）可见，规范口述，讲究方法，讲究科学，求真求实才是研究的基本。
    在目前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无疑是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122）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多数还处在引进、学习阶段，有的也只是套用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这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也只能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只有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对一些原有的重大课题作出更深入、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才能证明新的研究方法是行之有效，是真正有益于党史研究的方法创新。（123）
    此外，中共党史研究要发展成熟，既要坚持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必须借鉴国外史学治史方法，从而在党史研究中增加知识和理论的含量，充实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促进研究科学化。有人认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为研究注入内在动力；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发展；运用“双跨”研究方法。（124）总之，要使中共历史学始终保持不断创新的旺盛生命力，就应该具有世界眼光，注意学习借鉴国外史学研究方法。
    在借鉴其他学科和国外研究方法的问题上，谢荫明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应把引入国外新的史学方法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用一方法否定另一方法；二是要端正运用新的史学方法的目的，不能为了突出手段而玩弄方法；三是新方法不能光停留在评介上，而是要运用于党史研究的具体课题当中；四是在引进和借鉴国外史学方法的同时，不要忘了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治史方法，并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党史资料的搜集、考证、编纂、研究、传播等各个环节；五是对于在党史研究中成功地运用新方法的学术成果，要予以大力扶持和褒扬。（125）
    综观近十年中共党史研究，在更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中，更趋深入，取得较大进展。党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和对传统议题炒冷饭的现象仍然较多，高质量、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不多，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围绕党史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有价值的学术争鸣和问题探讨仍不多见，党史人物研究中确实存在为尊者讳和矫枉过正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党史工作者充分注意，加以解决。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端正学风，加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潜心钻研，中共党史研究在未来的岁月里就一定能够健康发展，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注释：
    ①王海光：《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国改革的缘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②曹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
    ③陈述：《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④郑必坚：《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求是》2008年第20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