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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马克思的眼光与才能我们难以企及。一般说来，历史事件刚在萌芽状态，或尚在发展过程之中，不能贸然作出结论，率尔载入史册。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更应该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经过实践检验、经过历史沉淀，是必要的。保持严谨的、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当代史家写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品质。 3.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指导思想从事国史编研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概括如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资政育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联系与区别这两个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共同的基本点。共和国史是在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基础上独立出来、发展起来的。国史和党史都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都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都必须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都有资政育人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有着很多明显的区别。 一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同。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其主要内容，一是怎样执政，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通过宪法和法律把它们变成国家的意志，贯彻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通过其各级组织、各级干部，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二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党的干部的培养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发展，党纪党规的确立和监督、检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等等。执政党的建设，基本上是国史无需涉及的内容。党史和国史内容发生交叉、重合，主要是在怎样执政这一方面。从学科性质来看，区别也是比较清楚的。与政党史不同，国史是国家史，是通史。它要涉及整个国家、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举凡政党的活动，政权的建设，宪法和法律的制订修改和执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进程，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军事行动和军队、国防建设，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疆域、气候、灾害、人口、语言、婚姻、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现状和变化，都在国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其中的某一方面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段国史所要反映的重要内容。而所有这些，在通常情况下中共党史是可以无需涉及的。 二是研究、编写的重点各有侧重。党史侧重研究和编写党中央的决策过程，从中央到地方执行过程中的突出成绩、成功经验和党员干部中的先进事迹，总结执政的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国史侧重研究、编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活动，其决策和实施过程，各种国务活动，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安、检察、司法机关的大事，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确定、实施，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实践活动、突出成就和英雄模范人物，国家机关的建设，全国人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等等。 有同志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中共党史是内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外圈。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决定着国史的大局、走向；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大得多，从全中国的发展变化观照出党史的作用和影响。 5.怎样认识和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点首先，体现国史的特点就必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1）版图，包括疆域、边界、领土，这里就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祖国统一的问题。遇到一个大问题，即国史研究和反映的对象要不要包含台、港、澳？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在实现祖国统一之前，台湾的发展进程，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去。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港澳地区回归祖国以前的发展进程，也应该扼要地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去。当然，要写出回归前后不同的情况。（2）国防和军队。（3）人口。包括人口政策的变化，计划生育国策的确定与实施，人口普查的情况和结果，等等。（4）阶级和阶级关系及其演变。（5）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包括重要建设项目的兴建、完成、效能及经验教训。（6）科技进步、发明创造，科技成就及其应用推广。（7）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演变。（8）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及其演变。（9）政治机构及其演变。（10）文化建设和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11）人民生活的提高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2）法制建设。（13）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和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14）宗教政策和宗教问题。（15）西部开发和东西部协调发展。（16）中央和地方兼顾问题。（17）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 其次，要体现通史的特点，与专史、专题研究相区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欠缺之一就是它是若干专题研究的组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少不同意见的讨论，但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主要是怎样简明扼要地表述。一种表述是：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还有一种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 7.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做到客观公正，不溢美，不掩过。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重在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规律。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首先要解决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总体评价问题。应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55年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辉煌的历史。历史的主流是胜利、成绩、经验，这就决定了其主旋律是肯定成绩，是歌颂，而不是否定，不是揭露，要充分叙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奋斗和创造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经验。但同时应该看到，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前进的。其间有错误和挫折，有失败和灾难，而它们常常是胜利和成就的先导，胜利和成就，往往是在总结错误和挫折的教训、战胜困难和灾难以后取得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5]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应该回避错误、挫折和困难，但研究和编写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失败是成功之母。要研究和写出怎样从失败走向成功；“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要写出怎样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写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吸取教训，认识规律，取得成功。 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对建国头28年的历史分期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后的分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如：对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怎么看。有人认为应该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理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还在延续。也有不少人认为，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段落；不能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与此相关联的，这两年应该放在新时期里面吗？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关于新时期历史的分期问题，讨论也很热烈。历史分期方面的问题较多，也很复杂。需要通过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来求得解决。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成为深受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学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国际上传统的汉学演变、发展为中国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发展。据1971年国外一项报告统计，20世纪60年代末有12个国家对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研究（注：这12个国家是：美国、苏联、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有19个国家在高教系统中设置研究机构。（注：这19个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马宋西亚、挪威、菲律宾、波兰、新加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智利、芬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泰国、新西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铺开，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据1994年国内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估计，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公开出版过研究中国的著作的机构不少于500个。1995年国内出版过介绍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专著。[6]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十年，数量当更有增加。对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情况，其机构、学者、代表作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调查研究，还开不出一张全面完整的目录来。总的说来，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少国家的学术单位设置研究机构，拥有一批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学者，定期出版学术刊物，（注：较有影响的杂志有：英国的《中国季刊》，美国的《当代中国杂志》、《外交事务》、《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时代》亚洲版；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述评》；日本的《现代中国》；俄罗斯的《远东问题》。）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伟人传记。（注：有中译本出版者据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统计有74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和1966～1982两种），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施拉姆：《毛泽东》，特里尔：《毛泽东传》，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法］菲利浦，肖特：《毛泽东传》；［日］竹内实等：《当代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澳］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英］威尔逊：《周恩来传》；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面的学术交流日见增多。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已经从三大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转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对外关系等为境外学者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和肯定，被称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北京共识”。对主要领导人生平、业绩和思想的研究也是长盛不衰的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兴学科正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在这里，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作一简略分析和展望，对前进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关心、支持、帮助，以求早日解决。 （1）国史研究的领域将更加宽广，门类将更加齐全，国史研究的水平将更加提高，国史研究的队伍（研究、教育、宣传三支队伍）将更加扩大，在“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国史研究必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可以预见，在大、中、小学教育中，国史教育将确立其基础地位，成为一门重要课程；在新闻出版中，在各种媒体上，国史题材作品所占的比重将大大增加，质量将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既批判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又批判吸收西方史学营养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史学理论体系将建构完成。 （2）在客观需要和自身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正在并必将发展成为历史学中最具广泛影响、最有生机活力的一个分支。当前亟待确立其应有的学科地位。在高校专业、课程设置，学位名录，社会科学基金学科门类等等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目录中列名（即在学术领域允许报上户口），是有助于这门新学科发展成长的。 （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必将进一步成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成为举世关注的当代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为适应这一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当代中国研究所承担这一任务有力不胜任之感。 （4）当代中国研究所事实上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文化部门，其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已经成立的、以“国家”冠名的机构，如：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无论是国内开展共和国史研究、宣传、教育的需要，还是开展国际交流的需要，适时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看来是势所必然。而从上述20多年来学科建设的进展和现有状况来看，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现有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馆（简称国史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参考文献】 [1]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合刊，第253页。 [2]《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4]参见田居俭《当代人要治当代史》，1994年4月11日《光明日报》。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6]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4年05期第8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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