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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论学习历史，强调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并自觉地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他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他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胡锦涛强调，领导干部在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现实问题的同时，加强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既是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培养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必须把深入理解国情、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立足点。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要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深入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进一步增强贯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实践中把它们坚持好、贯彻好、运用好。要十分珍惜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大势，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2003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已经开创了一个好的局面，形成为一个新兴的热门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经过20多年的建设，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规模、队伍较大，出版物较多，联系干部群众较广的热门学科，并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新潮流中强劲的一支。 如上所述，国家专门设立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有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还有一个专业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个公开的专业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内部刊物--《国史研究参阅资料》，并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学术年会（一年一届，已办三届）和国史讲座（一月一次，已开讲14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国史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同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设立了国史专业博士点；同河北师范大学合作，设立了国史专业硕士点。清华大学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华东师大设立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也有“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深圳大学等不少高校也都设立了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内的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机构。 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成立了编史的机构，负责编写地方简史。有的同党史、方志合在一起，称史志研究院（如山西），有的称当代××研究所，也有的设在地方社会科学院内。有些机构也办刊物，如山西有《史志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地方有9个省市有常设机构，21个有临时性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的出版相当繁富。规模最大的是《当代中国》丛书。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从1955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廖盖隆编写，写到1954年10月）、195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集体编写，写到1958年10月），至今已经出版六七十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邓力群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第1～4卷写出了“内部讨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四卷本《1949～1989年的中国》。眼下，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在根据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当代所2001～2004年科研规划加紧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各种各样的通史的、专史的大事记、通鉴、年鉴、长编等等出版得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是：1994年出版的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徐达深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十卷本；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年12月至1998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约100万字，计划在国庆55周年时出版。重要工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已于2000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已经出版了北京、湖南、浙江、山西等21种。《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第一批成都、杭州、哈尔滨、上海四城市今年可以出版。 专史研究有重大进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成绩最为显著，已经出版十多种，大多为学术机构和学者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已经出版三卷（写到1978年），由外交部所属研究机构编写；还有分类撰写的十卷本《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是由从事国史研究最早的高校之一--河南大学的学者编写，该校出版社出版；教育史、文学史，均有多种著作问世；法制史、商业史、供销合作史，也都有出版。 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为主题的专题史也多有出版，如：《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等；写“文化大革命”的有《文化大革命简史》等多种。还有各种专题研究的著作或文集，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三线建设--战备时期的西部开发》、《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真理标准讨论始末》、《1976～1981年的中国》和《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等。 各种人物传记的编写、出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史、党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成就最高的领域。大大提高了国史、党史研究的水平。其中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年谱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质量最高、影响最大。《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已经出版18种，包括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八位元帅，张闻天、王稼祥、王震、粟裕等重要历史人物和气象学家涂长望等。人物传记的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前所未有。大多形成“六大件”的规模（选集或文集、年谱、传记、画册、文献电视片、电视连续剧）。还有历史人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专集、专史和专题年谱。如《毛泽东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邓小平在1975》、《叶剑英在1976》，《毛泽东经济年谱》、《邓小平思想年谱》等等。 有史料价值的口述史、回忆录越来越引起重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已出版《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吴德）、《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文风）等三种。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外交十记》（钱其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解放军出版社最近有《张震回忆录》问世。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共和国要事口述史》。还有专写一般群众和干部亲历亲闻的口述史，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从特定视角留下了历史的生动记录。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著作，特别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广大读者中也有较大影响。如：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杨尚昆的回忆录、吴冷西的《十年论战》、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 国情调查，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丛书：其中百县（市）调查出版了101种，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已经出版了50种。 还应该看到，同干部群众具有最广泛联系的影视作品，有许多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为题材的。这些形象的教科书，对普及国史知识，进行国史教育有重大作用。有不少有巨大影响的作品，就文献纪录片来说，有《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新中国》、《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外交风云》等，都起到了共和国史形象教科书的作用。 档案资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已经出版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12卷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9卷，共2000余万字；1958～1965部分正在整理编辑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创建以来，一直受到从上到下的普遍重视，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注意。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进行了一次千人国史问卷调查，收回有效样本1093份。包括从小学到硕士以上文化程度、各种年龄段、19种身份、收入水平各不相同的人士。认为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很有必要了解国史的762人，占70%，有必要了解的307人，占28%。对国史非常有兴趣的占41%，有兴趣的占47%。对于国史中哪些方面感兴趣的回答（可以有多个选择），以选择重大历史事件者最多，占76%；其次是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成就，均为55%；对错误和教训感兴趣者占51%。认为有必要在大学、中学开设国史专业和教育课程的有944人，占86%。 上述各种图书刊物的出版发行、影视作品的上映，奉献给干部群众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共和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生动记录。同时也为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打下了广泛坚实的基础。这样规模的写史、学史活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没有的。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看到，专设的编修国史机构，其规模、力量反而显得薄弱。 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宣传、教育工作，有两个积极性，即地方、部门编史修志机构的积极性和中央专设机构的积极性，教育、研究单位（主要是高校）或一些社会团体，以至有些个人结合修史（所谓“民修”）的积极性与中央专设机构修史（所谓“官修”）的积极性。两方面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形成学者与“史官”相结合的格局。 在肯定共和国史研究繁荣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学风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某些著作不够严谨，某些著作缺乏原创性，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有些所谓大部头的东西，往往存在这类问题。 第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取得了趋于一致的认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在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实践中，经过反复讨论以至争论，逐渐取得趋于一致的共识。主要是： 1.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意义1990年12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全部中国历史中划时代的新篇章。新中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建立、存在和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国际共运史上，在整个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当前现实联系密切，可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包括“左”的和右的错误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对40多年来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功与失误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思想政治根源，从而得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才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在对广大干部、群众及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中，发挥它应有的启迪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还可为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提供有力的历史论据。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适应形势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桩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建树。 2.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的问题中国史学的确有后代修前代历史、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传统。但应该看到，这是封建时代形成的传统。其断代的依据是皇朝的更替。在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下，史官要编写本朝历史局限颇多，且各种资料的收集也很不便，难以得到全面的认识。即使是具体事实的记录，史官的忠实记载同皇家的利益、避讳也时有冲突。形成对当朝事只撰实录，而不修历史的传统，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解共和国历史的强烈愿望，有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迫切要求，而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具有如上所说的重大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经过努力，可以写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当代史。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总结作出了成功的范例。马克思“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3]而且，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看也有先例。司马迁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还有15篇重点写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合计占《史记》篇幅一半多，就是当代人可以写当代史的很好的佐证。[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