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风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王世贞饮誉后世，乃是作为"文章大家"（《续藏书》卷26《尚书王公传》）。
    然而，作为明中叶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他的史学思想至今却很少有人评论。本文试作简略论述，就教于方家。
    （一）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并不保守。他接受了"六经皆史"说，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的观点。六经亦史，"史之言理者也"（《续藏书》卷26《尚书王公传》），这是王世贞明确的立论。如此，六经在他的心目中便失去了神圣的灵光，不再作为修齐治平的金科玉律和万古不移的不世信条。他说"稽古史即经也"，并揭示经与史的载体和被载体关系，即"史不传则道没，史即传而道亦系之传"。那么，经与史谁重谁轻呢？世贞以为"经载道者也，史纪事者也。以纪事之书较载道之书，孰要？人必日经为载道之书，则要者属经，如是遂将去史弗务。嗟乎！智愈智，愚愈愚，智人之所以为智，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纲鉴会纂·序》）在他看来，"愚愈愚"显系"去史弗务"的结果。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对史学的认识，"史学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同上）他把那些不读史书而空谈经书义理的人斥为"罔识岁时之变"的"夕死之虫"（同上），给以严厉抨击和辛辣嘲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儒家经典奉为神明，作为奴役人们的精神枷索。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对立的尖锐，人们思想认识的水平提高了，儒家经典欺世盗名的奥妙已被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识破，其神圣地位开始动摇。王世贞传播"六经皆史"，史重于经的思想，强调历史的作用，在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王世贞还指出"豪杰之兴，必有所凭藉"（《续藏书》卷1《开国君臣缘起》附论），即英雄豪杰的业绩，必有一定客观条件为"凭藉"，这与"英雄造时势"截然对立，已接近"时势造英雄"的观点。
    那么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呢？可能不外乎惩恶扬善，鉴古知今，处理好当代问题。王世贞在《纲鉴会纂·读纲目要法》中论述说：鉴古证今，可"使明君贤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如此看来，史学的巨大社会功用在于总结历代治乱兴替，探索社会发展的大道理，给明君贤辅提供有益的镜借，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他指出，要致治，国君首先要"正身"，然后才能"正朝廷"、"正百官"；其次是"得贤才""辅而天下治"（《纲鉴会纂·总论》）。
    作为历史学家要"笔挟清霜，舌掉电光"，"鞭挞千古，掊击当代"（《国榷》卷75屠隆语）。有人说这是屠隆对王世贞个人品格的评论，我以为这恰好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既以批判的目光审视过去，又以战斗的笔触针砭现实。这种批判历史学的观点，对一个封建史学家更加难能可贵。
    （二）
    王世贞的史学著述，具有鲜明的反对宗教迷信的光辉色彩。他回顾了中国封建社会许多帝王崇信释道，贻误大事，亡国灭家的惨痛教训。指出"至于末世，崇尚虚无，信诱邪说，垂及败亡，犹不能悟。齐元为周师所围，尚讲《老子》；梁武为侯景所逼，惟谈苦空。事佛之谨，舍施之多，无以逾于梁武；奉道之勤，设醮之厚，又何以加于道君（宋徽宗赵佶）。然则饿死台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闻。"从石勒、苻坚、姚兴、拓拔太武，直到唐武宗、宋徽宗，或崇佛、或奉道，事以师礼，虔诚备至，"不闻有福利之报，而皆得奇异之祸！覆辙相寻，迷而不悟，流弊千有余载！"（《纲鉴会纂·总序》）这一系列生动的史实，激昂的议论，对宗教迷信讥讽是何等辛辣，揭露是何等淋漓！我们对这段文字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著述"鞭挞千古"的功用，更应该明晰作者"掊击当代"的用意。王世贞生当明代嘉万年间，主要活动在嘉靖朝。而明世宗嘉靖就是个崇奉道教，神迷心窍的昏庸皇帝，他整日渊默深宫，设坛斋醺，炼丹求药，幻想得道升仙。朝廷大吏多迎合世宗心理，进献荒诞不经的"青词"，严嵩、夏言、袁炜、李春芳等阁臣被时人讽为"青词宰相"。太仆寺卿杨最谏青词触怒龙颜，被杖毙阙下。御史杨爵上疏谏世宗焚修，下"诏狱旁掠"，"死一夕复苏"，获释不久而逝。（《明史》卷209《杨爵传》）君昏臣暗，强敌凭凌。嘉靖朝，蒙古鞑靼部屡犯北边，铁骑直逼北京城下，首辅严嵩以鞑靼为"掠食贼耳，饱则自去"，下令不许反击，任其在京畿焚掠。明世宗嘉靖年间内忧外患交攻，已呈北宋末世衰败景象；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更有似宋徽宗赵佶。因此，王弇州这段文字大有鉴古证今，"掊击当代"的用意。
    王世贞对南宋高宗弃太学生陈东于市的作法不以为然，予以无情挞伐。他高呼"诎敢言之士，则国有隐忧而不闻矣"。世贞以为"妄言以沽名"，固不可取，"容之可也。以为妄言而罪之，则致言之士绌矣"（《纲鉴会纂》卷33）。世贞立朝的嘉靖末年，正是内阁权力膨胀的时期，他触祸严分宜，且与高新郑相左。一些正直敢言之士，与严嵩一类权奸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杨继盛便是当时第一诤臣。他弹劾严嵩十大罪，被廷杖下诏狱，世贞不避嫌怨，时进汤药存问。继盛被斩西市，世贞又亲理其丧，不仅以史为敢言之士立传，且以行动奖掖敢言之士。
    评骘历史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王世贞史学的又一特色。他评价历史人物，往往把历史认识的客体放回到其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结论随后得出。他认为"诸葛亮辅汉于蜀，狄仁杰反周为唐，其心一也。郭汾阳克复二京，而终身富贵，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权奸，其道同也。""文天祥拜相于国是既去之余，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纲常之重，从容就义于颠沛流离之际，为国之光"（《纲鉴会纂·总论》）。尽管他们结局不同，或成功、或失败、或终身富贵、或身死权奸，却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正因为"其心一"、"其道同"，才同样赢得后世景慕。
    世贞评价历史人物，不囿成说，而能全面公允论定。秦始皇是个争议颇大的历史人物，世贞评论说"秦始之恶极矣，然其创制立法可纪也。称皇帝罢侯置令，即王族懿亲无尺土之奉，岂不亦廓然大公哉！"他又指出"尧舜之世，化不得过数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为教固耳。秦一荡洗之而至于今，即西北至于朔方、辽西、无终、令支之地，南度百粤，逾五岭、巴笮、滇地，亡不袭衣冠而谈诗书治礼乐者，于乎！谁力哉？故秦皇汉武不足为人主训也，然而功足言也。"（《弇州人山四部稿》卷112文部《读秦本纪》）世贞对秦始皇的评价，既不是"千古一帝"极力美化，也不是"万世罪人"一概否定，既肯定又挞伐，可谓中肯。
    对当代人物的评价，世贞的观点也比较持平。首辅张居正与世贞有同年之谊，然而二人论事却常常相左，居正对世贞多有微词。在《张居正书牍》卷六中，这位首辅把当代文豪喻作"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在首辅张居正眼中，世贞仅可作藏在匣中供人赏玩的吴干越钩，而不胜斩将夺旗之重任。而世贞对江陵相业事功却给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而仅以"臣道太盛，坤维不宁"讽喻居正之专恣。（《明史》卷287《王世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