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冬同志（1905-1996）--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走了，他给弟子和熟悉他的人留下了不尽的思念和回忆。佟冬一生，无论是在延安中央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东北文史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时期，以至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都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仅就笔者所知，对他的史学活动和建树略做介绍和阐述。
    一、关于通史研究与撰写
    佟冬于1927年从家乡辽阳考入沈阳的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随校流寓到北平。1938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入中央马列研究院学习，后任中央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研究人员。1940年1月，范文澜同志到延安，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并受命同历史研究室的其他同志分工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干部学习之用。由范文澜担任总编，佟冬参与了此项工作。这可视为他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开端。
    后来（1954年），据范文澜讲：“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叫我索性从头写起。”（《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不过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权页和序言中都是注明参与者的。如据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版版权页载，“编辑者中国历史研究会”，以下依次署名为：谢华、范文澜、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华，主编为范文澜。中国历史研究会序言（1941年5月25日）说：“参加本书编辑的同仁凡七人：谢华、范文澜分任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分任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分任第三编，为了整齐体例，修饰文字，由范文澜氏任总编的责任。”从署名次序及序言，既反映了范文澜的谦虚作风，也说明其余六人参与了《中国通史简编》最初的撰写工作。
    佟冬、尹达、范文澜分任的第二编为秦汉南北朝时期。记得1978年《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战线》两刊在长春召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期间，笔者在同佟冬闲谈时，他曾高兴地谈及这段往事，并说他承担了秦汉三国部分。
    我们可以从该书序言中对编撰者的史学观点及本书的构想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序言说：“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这样，研究中国历史，是每一个进步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又说：“如果利用‘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一类现成的史书来学习中国历史，是不是能收预期的功效？第一，这类包含千百万字的大部书籍，学习者哪有这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消费；第二，这类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第三，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类书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一言蔽之说，这类书不适于学习历史的需要。”所以编撰者认为，应“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史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需要法则的中国通史”。于是他们编撰了这部通史。我想，这应是当时所有编撰者的共识。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不止一次地谈到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见前引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然而它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得到广泛的流行。曾有新华出版社1942年版，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版等版本，而上海新知版在同一年内的七月、八月连续出了两版。
    《中国通史简编》是较早诞生的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叙述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参见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411页）佟冬作为延安时期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之一，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不仅反映了他当时在史学界的地位，也为他后来从事历史教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奠定了基础。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佟冬在史学界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1953年秋，正在新中国革故鼎新、百废俱兴之际，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并且组成了以郭沫若为召集人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据刘大年先生回忆，当年出席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者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列席这次会议者有：黎澍和佟冬（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并见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历史研究四十年》所载同文之“编者注”）。
    我想这也是长期以来佟冬同范文澜、尹达、刘大年、黎澍等老一辈著名史学家保持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范文澜根据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志派人给他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前引《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76页）他开始组织和计划编写《中国通史》。据我的回忆，当时我所在的东北文史研究所曾接到北京来函，希望派人参与其事。但因当时所内两派群众斗得火热，佟冬已被打倒，无权过问其它，此事自然没有得到回应。我想此函当同范文澜与佟冬的过从有关，应是范老想起了过去他与佟冬在延安的合作。又如，“文革”结束后，1978年分别以佟冬和黎澍任主编的《社会科学战线》和《历史研究》两家杂志联合发起在长春召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当时召开学术讨论会还不像后来那么时兴，两刊联合办会是同两位史学家的交往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