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在歌颂汉代社会繁荣的篇章中，表达了否认祥瑞、重视人治的思想；在对汉代社会的虚妄的批判中，提出了求真的哲学；在抑世儒扬文儒的阐释中，表现了反潮流的品格；在无法解释的复杂社会现象面前，提出了用时、数、命来填补认识的空白，以构筑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要而言之，东汉社会产生了王充的哲学，王充哲学概括了东汉社会的思想成果，成为东汉时代精神的精华。
    王充（27-97？），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人。他是东汉时代杰出的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思想家。我们把王充的哲学思想放在东汉那个特殊的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东汉前期的社会如何产生了王充的哲学思想，王充哲学思想又如何影响了东汉末期乃至三国、魏晋的社会。从此又可以探讨哲学思想与社会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哲学家、哲学思想与社会是否存在一种普遍性的联系呢？
    一、社会繁荣与《宣汉》、《须颂》
    王莽新朝在农民起义中崩溃，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作为战争结束的标志，那时是公元25年，过了六七十年，进入章、和时代的全盛时期。东汉前期是上升发展的时期，是充满希望的时期。王充就生活在这个上升发展的时期。
    现实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汉代的繁荣决定了王充对朝廷的歌功颂德。汉朝确实有可歌颂之处。首先从疆土方面讲，“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论衡·宣汉》，下引《论衡》，仅注篇名）“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其次，从人民生活的提高来看，汉代也远超前代。“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整个社会也从野蛮变成文明，“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宣汉》）“以盘石为沃田”，指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以桀暴为良民”，指改变社会风气，也指对有暴行的人的一种改造。“夷坎坷为平均”，指修路铺桥，改善交通条件，促进社会交往。“化不宾为齐民”，指那些原为戎狄的人民不能够来中国作客，现在由于汉疆域的扩大，使他们也成了中国人。周代时，越常国来献白雉，被视为外交上了不起的事件；而汉代，匈奴、鄯善、哀牢等国送来优良品种的牛马，价值大大超过白雉。这说明汉代的外交比周代也有了很大发展。
    王充认为统治者关心人民、爱护人民，使人民安居乐业，就是道德高尚的表现。汉代统治者使人民生活超过前代，就是证明了道德高尚，用不着什么祥瑞来证明。即使讲祥瑞，汉代也比古代盛世周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在灾荒年代，如何对待人民，就成为重大问题。汉朝统治者能够关注灾民，从无灾区调运粮食到灾区救济灾民。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出现大旱灾，灾情十分严重，牲畜死亡，百姓逃荒流浪。汉章帝在司空第五伦等官员的协助下，采取“转谷振赡”的救灾措施，把收成较好的地区的粮食运到灾区去，救济穷困的灾民，使他们能够在半饿的情况下度过灾年。灾民虽然食不裹腹，由于感激政府的雪中送炭，没有出去抢劫，治安仍然很好。外出逃荒的人也赶回家乡，接受救济。这样，第二年就恢复生产，经济很快好转。不像过去那样，一年大灾荒，需要好几年才能恢复。王充认为，在大灾之年，社会稳定，很快恢复生产，很少死人，这是过去三王五帝也都难以做到的。这种为百姓谋利的德政不是很值得歌颂吗？
    汉代的政治斗争，也说明了统治者的仁政。在夺权斗争中，互相残杀是必然的，但这里也有分别。例如，殷纣王作为君，把作为臣的周文王囚禁，相比之下，王莽作为臣把作为君的平帝毒死，纣王罪轻而王莽罪重。周武王攻进殷都时，纣王已赴火自尽。武王还把已烧焦的纣王的头砍下来，悬挂在白旌上示众。而光武帝入长安并没有砍王莽的头示众。秦夺周国，王莽篡汉，都是臣篡君，按邹伯奇的说法，桀、纣之罪恶不如秦王，秦王之罪恶不及王莽，周武王对待殷纣王“何其忍哉！”（《恢国》）而汉高祖不戮二世和子婴的尸体，光武帝也不对王莽尸体再加兵刃，可见汉代的仁德显然高于周代。
    对于叛将乱臣，如何处置，也可以看出政治文明的不同程度。管叔、蔡叔等怀疑周公篡位，流言惑众，起而作乱。周公出兵镇压，诛灭管、蔡。《春秋》提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对君王有作乱的念头，将要作乱，就一定要处死。这是周朝的规矩，也是公羊家阐述的一条政治原则。但是，重视施仁政的汉代就不同了。广陵王荆和楚王英谋反的事实都很明显，汉明帝还再三宽恕他们。后来，他们二人服毒自尽。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明帝封阴兴子阴傅（《东观记》同，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傅”均作“博”，形近而讹，未知孰是。）为隐强侯。（见《后汉书》卷三二，又见《后汉纪》卷九）《后汉纪》载：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三月，隐强侯阴博坐骄溢，免为庶人。“骄溢”究竟指什么？王充说：“隐强侯傅悬书市里，诽谤圣政。”（《恢国》）原来，“骄溢”是指他“悬书市里，诽谤圣政”，是贴了大字报，批评朝政。但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内容。封建时代，在中央集权制下，不管对朝廷提什么意见，都是不允许的。诽谤朝政，都可以判死罪。但是，东汉章帝并没有处死阴傅，只是“免为庶人”。“今上海恩，弗夺爵土”，又封阴兴子阴员为隐强侯。为此，章帝还下一道诏书：“盖褒德赏功，兴亡继绝，所以昭孝事亲，以旌善人。故仁不遗德，义不忘劳，先王之令典也。故特进胶东侯复佐命河北，列在元功；卫尉阴兴忠贞爱国，先帝休之。今兴子博、复孙敏顽凶失道，自陷刑以丧爵土，朕甚怜之。其封复子邯为胶东侯，兴子员为隐强侯。”（《后汉纪》卷一一）让阴员继承隐强侯，就是“弗夺爵土”。王充认为，根据阴傅的罪行，汉朝廷即把阴氏灭绝，也不能算不义，但是，汉朝廷还保存阴氏，可见恩惠滂沛。这样的恩惠，连唐尧、虞舜也不能超越。驩兜、共工、三苗和鲧，都是犯了过失的人，尧、舜都把他们流放到不毛之地去，并死于边远地区。而阴傅犯上作乱，罪恶大于上述四人，明帝加恩，只是罢职为民，流放边疆。章帝登基后，更加宽惠，让他还归州里。“开辟以来，恩莫斯大。”（《恢国》）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大的恩惠。
    汉代兴盛，政治清明，一切都比过去任何时代的“盛世”好，难道不值得歌颂？王充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朝都比前代好，所以，他主张应该歌颂当代。他为此写了《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总之，汉代盛世，产生了王充颂歌，而王充的颂词反映了他重视人治的思想。
    文人对于当代政府，有批评，也有歌颂。有三分成绩，夸大为七分，乃至十分，进行过分的歌颂，是阿谀谄媚；有七分成绩，只说三分，甚至贬得一无是处，就是诽谤。另有一些文人对当代政府不卑不亢，有几分成绩，就说几分成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王充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的文人。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王充的真诚也容易被误解，特别是那些与政府处于对立地位的文人。徐复观反对政府的专制，就极力抨击从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于是也批评王充对汉朝的歌颂。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王充在汉代批评先秦诸子不歌颂朝廷，也是由于处境不同而产生的误解。王充没想过，战国时代的六国之君究竟有多少功绩值得歌颂？“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战国之君多似齐景公，无德可以称颂。徐氏误解王充，也像王充误解先秦诸子，都在情理之中。哲学需要理解，一旦真正理解，就无可厚非。古今许多人有胆无识，有气无量，虚无历史，否定一切，结果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