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虚妄盛行与“九虚”“三增”
    虚指不合事实的虚假说法，妄指不合逻辑的谬妄言论。王充说，当时社会风气流行虚妄，“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对作》）。“伪书俗文，多不实诚”，“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自己》）。
    王充那个时代为什么虚妄特别多呢？这恐怕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分析探究。首先，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温饱，自然就要歌颂朝廷。歌颂一旦过头，就成了虚妄。例如，光武帝时代，郎中汝南贲光上书，言“孝文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为了歌颂汉文帝，夸大事实。光武帝纠正说：“孝文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艺增》）王充对此发出感想：“夫贲光上书于汉，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不遭光武论，千世之后，孝文之事，载在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宫，断狱三人，而遂为实事也。”（《艺增》）当代人的夸大说法，一旦写入书中，后代人就以为是真事。根据这种情况，以前书中所记，也未必是真事。这就导出第二种原因。
    其次，古代典籍中所记的事本来就是有真有假的，无碍生活。但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说法就带法典性。西汉董仲舒以《春秋》决狱，按《春秋》说的道理来判案，就是儒学法典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儒家又是信师而好古的，对于古代的各种记载、老师的各种说法都信以为真，一点不敢怀疑。这样一来，古籍中的所有记载，对社会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本来无碍生活的虚妄内容，却变得十分重要。当时谶纬多以经典的形式宣传虚妄的内容，桓谭按儒家精神，拒斥谶纬迷信，却被定为非圣无法的大罪，被迫害至死。这是显例，社会上因虚妄导致各种不切实的迷信，所造成的危害，更不计其数。有鉴于此，需要探究的虚妄说法就显得特别多。
    再次，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王充对此有所分析。他在《艺增》中说：“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写文章总要夸张，称赞美德超过善行，揭露作恶超过罪行。为什么要这样呢？世俗人好奇，不奇的话，没有人爱听。因此，作文者要投世俗所好，赞誉一个人总要说得比实际更好，这样，听众才高兴。说谁不好也要加油添醋，这样，听者才满意。世俗好奇，就是人们对精神方面的需求，而说好说坏都加以夸张，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社会安定以后，精神需要提高，虚妄言论也就盛行了。
    称赞现代的人物和事件，要受到现实的检验。前面提到的贲光想歌颂汉文帝，说他断狱三人，被汉光武帝所否定。歌颂古代圣王盛世，就像画鬼那样，随便怎么说，也没有人出来纠正。因此，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被高度夸张，乃至神化。“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儒增》）经过加油添醋，又层层加码，“儒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也。”（《宣汉》）把圣人吹得太高，脱离实际。把古代太平盛世也夸过了头，使后世怎么努力也达不到。
    虚假的反面是实事，谬妄的反面是实诚，是合符情理。王充写《论衡》，就是“疾虚妄”而“求实诚”。
    《佚文》表明了王充写《论衡》的宗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用“疾虚妄”来概括写《论衡》的宗旨。他在《对作》中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辨真伪虚实的目的又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而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同上）也就是“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同上）“疾虚妄”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使社会风气“归实诚”。
    王充为了“疾虚妄”，写了“九虚”：《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又写了“三增”：《语增》、《儒增》、《艺增》。这些篇章所批评的内容包括天人感应说、民间迷信、古代传说等，主要有儒家经传中的言论，先秦诸子以及秦汉时代流行的书籍，包括《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史记》等重要典籍。也包括汉代新出的一些书，王充称为“儒书”、“传书”、“短书”。
    王充的“九虚”“三增”，反映了当时社会习俗，虚妄盛行，也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实诚的追求。有识之士是先觉者，他们的识见代表了社会思潮的新趋势。一百多年以后的魏晋时代，玄风盛行，强调真情，讥笑虚伪，成为一种新风气，有的学者认为这股风是王充吹来的。
    社会稳定日久，自然形成某种风尚。风尚一成，人们就随着风尚行动、说话，社会上形成了风尚观念。对同于风尚的，不以为非；对反风尚的，不以为是。是非由风尚观念所定。当多数人为风尚所驱使的时候，少数哲学家参较实验，逻辑分析，理智地作出新的判断，而视那些被众人熟视无睹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为虚妄。经过几百年，风尚变了，风尚观念也改了，哲学家的理智才得到承认。魏晋时代，汉代的经学大师乃至圣人贤者都受到贬斥，而王充及其《论衡》却得到赏识。从中可以看出，风尚的变化，对于理论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所谓“大江东去，泥沙俱下”，大趋势总要裹挟一大批虚妄。先见虚妄者难免受到众人的讥笑，但是，历史是先见者的丰碑的排列，丰碑就立在无名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