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一统国家与儒、吏之争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按法家的理论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法家理论以皇帝为政权的集中代表，以法、术、势来驾驭整个封建国家机器。所有官史都要忠于皇帝，按法令办事，做到令行禁止，其他如人情、文学、道德等均不得妨碍执法。各个官吏都有自己的职责和权力，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像一部机器，各个零件有各自的位置和作用，协调关系，机器才能正常运转。秦代建立、汉代完善的大一统国家，各官有各自的位置和作用，协调关系，国家机器也能正常运行。正常运行的时候，国家是巩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生产和文化都得到发展。
    大一统国家是一部庞大的、复杂的政权机器，各级官员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就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某一部门、某一官吏，一旦违反预设的规则，越位和越权，都会影响全局，甚至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严重的破坏后果。因此，各级官员都要监视政权机器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某处运行不正常，或有不安定因素，就要千方百计加以排除，协调关系，恢复正常运行。
    我们介绍大一统国家政权机构的这些特点，就可以了解到，在这个政权机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都要服从整体的利益，进行协调的活动。协调活动就是服从法令。“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为了整体的利益，各级官员都必须“顺上”、“从主”，“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同上）。主上就是唯一的圣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大一统国家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大一统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它不是哪一家的专利。应该是融合了儒、道、墨、法各家的思想形成的综合观念。
    在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容不得不协调成分。王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理智思想家，进入稳定时期的大一统国家机构中，就成为不协调分子，他自己也感到不适应。他很有学问，对古今典故能记诵很多，对诸子百家都能融会贯通，就起道理来，逻辑很强，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世俗轻之，文吏薄之，将相贱之”（《程材》）。王充因此很不服气，一定要跟文吏论个短长，连篇累牍地讨论儒生与文吏的优劣。为此，他写了《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一组文章。
    他在《程材》篇提出：“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他主要反驳“儒生不及文吏”的观点，认为他们不知道儒生和文吏。在王充心中，儒生和文吏是什么样的呢？二者区别略有以下数端：
    （一）儒生学道，文吏理事，道重于事，因此儒生比文吏高贵。如果当政者“志在修德，务在立化，则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
    （二）儒生以学问为力，有仁义之文，古今之学。文史以理事为力，没有学问。学问比理事深奥复杂，“文吏之能，诚劣不及；儒生之不习，实优而不为。”
    （三）儒生学经书，受圣人教育，有忠良道德，敢于直谏，有匡救作用。文吏从小在官场上混，没有接受圣人教化，“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文吏对于上级的行为，“一则不能见是非，二则畏罚不敢直言。”总之，“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也。”
    （四）儒生分许多等级，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一级比一级高。最高级的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鸿儒。文吏在一般儒生之下，属于俗人之列。一位鸿儒的才能千万倍于文吏。
    （五）贤儒方节而行，无针锥之锐，不善于钻营，不敢妄进苟取，故有稽留之难，需要别人推荐才能出仕，常有大器晚成的情况。文吏善于钻营，虽然进锐，“轻躁早成”，必将退速，“祸害暴疾”。
    王充讲论儒生与文吏的区别还有一些。《程材》认为儒生才高，节优；《量知》认为儒生知虑光明，见是非，审尤奇；《谢短》揭示儒生与文吏各自的短处，有些儒生知古不知今，或者知今不知古；《效力》指出，儒生的知力大于筋骨之力；《别通》认为必须博览通明，才称得上儒；《超奇》以能著书立说的鸿儒为“奇而又奇”的超奇人物，是“世之金玉”。孔子、董仲舒都是这样的鸿儒。
    王充讨论儒生与文吏的关系时，总是站在儒生的立场上，说“彼文吏”如何如何。因此，他讨论时总是比较偏袒儒生，对儒生的优点、长处、作用，总是估计得比较充分，有时还过了头。有的可以说完全出于论证的需要而加以曲解。例如，他把萧何当作儒生的代表，事实上萧何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文吏，别人与王充辩论，就可以用萧何、曹参的例子驳王充。王充常用好的儒生跟坏的文吏相对比，乃至把好文吏也拉入儒生队伍。当然，他也把一些儒生追随文吏而堕落，列入批评对象。
    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文吏有更多的个性，最重要的是服从。王充看到许多无德无才的文吏受到上级的赏识，得到百姓的赞誉；而包括自己在内的儒生有修养有学问，却得不到重视，心理很不平衡，发了许多不平的议论，但他没有认识到自己与大一统政治不协调的问题，而且到了晚年尚未认识，还以为是命运、机遇的问题。
    大凡人有两种类型：善与人同、善与人异。如果一个人善与人同，那么，他考虑问题的思路就跟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想说的正是大家都要说的。这种人做学问没有什么独到见解，很少创新，而从政，当个文吏，一言一行，都跟上下右左一致，上级赏识，下级拥护，左右响应，一切都会十分顺利。如果一个人善与人异，当个文吏则比较困难，他的想法得不到上级认可，也得不到下级支持，左右也难以协调，寸步难行，还怎么能开展工作？让这种人做学问，却经常能提出新见解，新问题，即使有偏激之处，也可以给人以启迪。王充和徐复观可能都属于这种类型，因此，他们在官场上是失败者，而在学术思想上都是成功者。他们生前苦难备尝，死后却能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