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史学思想和认识，更主要的在于他的史学研究实践和给与同时代史学家的巨大影响。
    他一生孜孜以求，力图编著一部翔实可靠、足以传世的当代信史--明朝国史。首先要搜集、鉴别传世的历史资料。当时的史料基本有三种：国史（即实录）、野史、家史。三史菁芜相杂、瑕瑜互见，必须识其短长，才可称引利用。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弇州史料》后集卷40《皇明名臣琬琰录·序》）这反映了王世贞对实录、野史、家史史料价值的基本认识。三史的缺憾在于修史之人"恣"、"臆"、"谀"而造成"蔽真"、"失真"、"溢真"的弱点。明代实录号称金匮石室之閟，然"革除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曲与讳也。输款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乃至英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卢陵、刘博野、焦泌阳之辈，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曲笔隐讳所在多有，叫人无所取衷。（《明经世文编》卷335王世贞《人才》）当代"野史无虑数十百家"，但"挟郄而多诬"、"轻信而多舛"，"好怪而多诞"又不尽称人意。至于私人"家乘稍具生平、世系、迁转履历而已"，往往"改事之非称是，掠人之美而归己，则又不可信"（《弇州史料》后集卷40《弇州拟修史说》）。三史皆有不可取之处，但又不可偏废，一概弃而不用。"叙典章，述文献"必征实录，"徽是非，削讳忌"须求野史，"赞宗阀，表官绩"则以家史为详实。
    史贵真实，怎样求真求实，写出当代信史？王世贞的意见是"悉出金匮石室之秘，而录其副以授夫载笔之臣；而益以郡国志记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该博之士持衡其是非；而尔雅遒古之才，藻润其辞，事会典之所辑，星官之所职，六尚书之故牍，可以书，可以志，可以表，而我有明一代之业，当无逊于西京矣。"（《弇州史料》后集卷40《弇州拟修史说》）肩负修史重任的"公平该博之士"、"尔雅遒古之才"的首要工作便鉴别实录、野史、家史记事之真伪，对修史的基本素材去伪存真，求真求实，力求国史的严肃性和客观性。
    世贞一生未登史馆，也无缘荣膺撰修国史（官修）的重任。但他晚年从故相徐公（阶）处尽得观金匮石室之藏，使之更加谙习朝章典故。他所撰写的《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嘉靖以来首辅传》、《公卿表》、《名卿纪迹》等，俨然具备一部明朝国史的规模。其中的《弇山堂别集》被誉为明代最好的掌故之书。该书卷二十《史乘考误》，批判实录的失职、缺漏和蔽真，尤其指责了"国忸衮阙，则有避而不敢书，而甚者当笔之士或有所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书"的现象，对太祖、成祖实录多有纠正。对革除靖之际"殒身灭族"的尚书铁铉、侍讲方孝孺，夺门之变被斩的尚书于谦寄以深切同情和高度旌扬。与世贞同时或稍后的王鏊、郑晓、郎瑛、沈德符等都直刺实录的曲笔和避讳，不能说没受弇州的影响。该书卷十一《史乘考误》，对野史的舛爽进行了大量的考辨。世贞治史求真求实的精神，开这一时代史学考证风气之先河，对后来的史家影响巨大。
    万历末成书的《万历野获编》受《弇山堂别集》影响最深，该书多处史论皆称引弇州观点，作者沈德符十分推崇世贞，奉为前辈。与世贞的方法一脉相承。成书于天启七年的《西园闻见录》作者张萱自云：此书修成最得王世贞启发。与王世贞同时代的陈文烛称"元美千秋铁才"，大司马王崇古称元美为"良史才，当修国朝史书"（陈文烛《弇山堂别集·序》），而稍晚于王世贞持国史馆的陈于陛，因不得与世贞共竞其业，"有生不同时之恨"（《万历野获编》卷25《评论前辈》）。王世贞史学著作的许多观点、材料为清修《明史》所吸收采用，无怪乎后学董复表称"先生胸中"犁然"一部明史"了。（董复表《纂弇州史料后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