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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中国学术在20世纪现代转型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面临着三个学术发展路向：一是传统学术的承续问题，二是西方学术的东渐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的引进和运用问题。因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同时必须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对待西方先进的学术文化，还必须站在自己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甄别和吸收，从而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由于学术的发展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它与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上述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正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变，而这种社会的变迁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进行研究可以阐明，中国共产党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政党是如何在改变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第二，党的部分群体（如党的主要领导人、一般党员及党内知识分子等）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共党史人物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如党的早期领袖中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党内知识分子有史学家吴玉章、范文澜、郭沫若、胡绳，哲学家艾思奇、李达等等，甚至以政治领袖著名的毛泽东也十分关注学术领域问题，不但形成自己鲜明的学术风格，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应该承认，中共学人在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所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具体到各个学术领域里，他们的贡献程度并不是同一的，因此必须具体地加以研究，而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描述，不仅要把他们的学术贡献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考察，而且还必须弄清楚与中国共产党学人同时代的人物，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中的见解和贡献，通过比较来凸现中共学人对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特贡献，同时又客观地评价其不足之处。这样研究能较好地理清中共学人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才能使中共学人的学术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更加明晰。 第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活跃于20世纪中国学术舞台上其他各种学术流派之间关系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多元化，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学术舞台上还活跃着自由主义学派和现代新儒家等不可忽视的学术流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中，以往我们比较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发展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而对自由主义学派及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这种研究状况与他们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是不相称的。以现代新儒家为例，在1949年之前，这一流派有许多诸如梁漱溟等著名学者，在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占鼎足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港台及海外又有相当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等关系中国社会发展趋向的重大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其中既有分歧，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以胡适、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以往我们偏重于对他们学术思想的批判，而忽视了对其学术思想的客观分析。应该指出，无论是现代新儒学还是自由主义学派，尽管他们不信仰马列主义，但他们在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传统和文化专制主义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在40年代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他们作了肯定，并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7]（P707）他甚至还提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7]（P768）学术发展贵在比较、交流和论争，因此，通过比较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与其他流派学术思想的对立、分歧、交流和融合，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对与马克思主义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各种学术流派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内容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一项宏大的研究课题，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可以从历史考察和理论总结两个层次的结合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研究。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包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内的整个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断裂。我们认为，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承学术传统、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等方面的作用不能忽视。具体表现为：首先，唯物史观的引进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从而使中国学术研究方法发生根本变革；其次，破除儒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独尊地位，开辟了中国现代学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再次，既反思传统又回应西学，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根基。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已有不少研究者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典型个案进行过分析。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扩大视野，不仅仅关注第一流的思想家，还可以挖掘出被人埋没、忽略，但实际上在当时很有学术影响的其他思想家，深入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以丰富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画面。例如中共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杨明斋就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研究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时，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杜亚泉等当时知名人物身上，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杨明斋于1924年出版的14万言的专著《评中西文化观》，以及1928年和1929年出版的18万言的专著《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就完全可以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 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它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方针政策的形成及其学术活动的历史考察；其次，它与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界的“学术中国化”思潮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及形成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再次，它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历史学、哲学史、思想史、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中的运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客观评价，考察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如何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主要是如何看待抗战时期中共的影射史学，因为事实上在这背后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要真正成为科学，应有相对独立性，不能为了当前的现实需要而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抗战时期影射史学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那种把历史与现实紧密“挂钩”的方法却是不可取的。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在当时及此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 三是关于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教条化现象的考察和经验教训研究。 教条化、公式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上出现的一个错误倾向，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领域中的教条化运用则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方法是指以物质决定意识等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方法在20世纪初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传入中国后，先是迅速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而后又逐渐走向教条化、公式化，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与反思。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输入是在逐渐成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作为政党信奉之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次，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主要优点及不足之处；再次，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包办具体学科方法，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及其与科学主义方法、人文主义方法、传统研究方法等各种其他方法之间良性的互动机制；最后，不能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方法仅局限于阶级分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唯心划分层次上。 四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脉渊承问题研究。 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包括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在内，都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学术思想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点，这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吕思勉在研究后世学术思想与先秦学术之间的渊源关系时提出：“我国民今日之思想，试默察之，盖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其人或不自知，其事不可诬也。不知本源者，必不能知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固不容不究心矣。”[8]（P4）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其源头当然不只是先秦学术这一支，而是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着整体的渊源关系。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这种历史继承性的特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的离异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但并非完全是全盘反传统，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传统的态度就比较冷静和客观。因此，在当时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引进与运用也不完全排除中国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学术文化的态度就更加明朗化，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遗产都要给予总结，并提出要好好地研究经学史等等。抗战时期中共学人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同时也离不开对学术传统的继承。这既是由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背景也有密切关联。换句话说，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学术渊源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精华有着继承关系，如众所周知，范文澜师承其师黄侃的经史考证之学，而黄侃则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则是在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可见，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渊源必须考镜源流，讲清楚学术思想的这种渊源关系。 五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的基本风格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体现了其先进性。首先，学术思想的创新性，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将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但并不将其公式化、概念化，而是创造性地运用于各学术领域，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其次，学术思想的科学性，表现为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学术，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学术遗产，遵循学术的内在发展规律；再次，学术思想的现实性，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发展，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建构适应社会需要的学术理论体系，这使中共学人体现为革命家式的、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学者形象，而不仅仅是书斋式的、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形象。 六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处理和对待学术问题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研究。 从学术角度探讨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历史经验，从方法论和规律层次来概括将更具有理论价值。首先，如何正确地处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问题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现实，这是由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但学术应与政治现实保持一定的张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研究所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其次，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关系，即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学术与西方学术、中国传统学术对立起来，而应该注意各种学术流派的共存共荣。再次，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不能简单化、肤浅化、教条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功能不能迷信化。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应当指出，探讨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关系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课题，它涉及到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两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综合运用学术史与党史的研究方法。从以往中国学术史的研究状况看，以人物为中心的学案式的研究范式占主流地位，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儒学案》等等，其中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思想家的章节”来揭示学术思想变迁的一部扛鼎力作。近人则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等。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主流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如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抨击了“一直笼罩着中国思想史叙述与解释的‘经典话语系统’”[9]（P10），认为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光荣榜式”的思想史叙述和解释的习惯把“思想史变成思想家的光荣系谱”[9]（P77），难以反映思想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这一见解有一定的道理。近几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也开始逐渐突破这种研究范式的单一化，关注整个学术思潮的演变，如《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10]、《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主动脉》等等。[11]应当指出，人物是学术思想的载体，研究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离不开对具体人物学术思想的研究。但人物的学术活动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视角既要立足于中共党史人物的学术思想，又要把中共学术史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