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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作为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研究方法上应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根本方法，同时运用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倡的中共党史学的各种中介理论综合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应从社会史与党史相结合的视角，把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弄清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程度、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等问题的基础之上，来探讨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离不开历史主义的方法。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学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大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扮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鲁迅对这一现象曾形象地描绘过：“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11]（P105） 可以这么说，学术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实际上学术与政治水乳交融在传统中国乃自古已然），完全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学术在近代中国是难以存在的。近代中国学术是在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中发端，在坎坷不平的崎岖道路上前行。20世纪的中国学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仁人志士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目的就是为了救国。这个特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当时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以“学术救国”为旨趣的新型学术范式。如周恩来揭橥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学习的口号[13]（P10）；吴稚晖声称的：“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14]（P131）甚至连被人们视为“纯粹书生”的王国维也把学术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发出“国家与学术为存亡”的感受。[15]（P25-26）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选择在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身上也不例外。胡适早年宣布了“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16]（P363），一心整理国故、专意埋首考证，传播“为学术而学术”的西方治学观念。然而当他目睹了中国政坛的现状，“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16]（P364）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现在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16]（P365）当时孙伏庐写信给胡适说：“现在先生抛弃（或者不完全抛弃，亦必抛弃一部分）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16]（P361-362）胡适驳斥了他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16]（P363），并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16]（P366）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学术的讨论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恽代英在1923年至1924年间发表的《学术与救国》、《再论学术与救国》等文章中，针对某些人提出的“我们研究学术，便是为了学术本身的价值，原不问他是否有用处，所以原不问他可以救国与否”这种看法，强调学术的现实价值取向，主张“要救国须研究救国的学术”，并“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国的学术”。[16]学术与社会的关联在抗日战争时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著名哲学家贺麟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学术与政治》等论文中专门谈到学术与政治关系这个问题。他说：“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18]（P22）同时他还对学术自由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政治有政治的独立自由，两者彼此应当互不侵犯，然而学术与政治中间，又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失掉了这一种联系，就会两败俱伤。”“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18]（P248）即使是早年服膺于乾嘉学派的历史学家陈垣在“九•一八”事变后也提出史学研究的非学术性动机，他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19]（P198）由上可见，包括中共学人在内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始终踯躅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这正如香港著名学者陈万雄所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绝非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知识分子。……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离开了他们这种实践的政治活动的经历，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他们是“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集于一身”，“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并符合中国所面临国势凌夷、文明落后的双重困局”。[20]（P185）对中共学人的学术思想及整个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也应作如是观。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项尚待填补的、极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同时它又是一个涉及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的综合性课题，值得学术界重视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静如。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发展[J].研究•资料与译文，1984,（3）。 [2]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张静如，侯且岸。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J].河南党史研究，1990,（1、2）。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刘少奇。论党[A].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代英。学术与救国[J].中国青年，1923,（7）。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尹继佐。周山。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1]尹继佐，周山。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主动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2]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演[A].鲁迅。二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3]金冲及。周恩来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王国维。王国维遗书（4）[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6]胡适。我的歧路[A].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代英。再论学术与救国[J].中国青年，1924,（17）。 [18]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9]陈智超。陈垣传略[A]，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20]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转自《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4期第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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