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刘邵所撰的《人物志》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探究选材用人的杰出专著，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本人才学专著，在国外有较大的影响①。然而，《人物志》“由魏至宋历数百载，其用尚而鲜有知者”②，今天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人物志》作些探索。
    一
    刘邵字孔才，三国时期广平邯郸人，初入仕途，为尚书令荀或的僚属，累迁至散骑常待，赐爵关内侯，仕途通达，后又历经曹魏政权的文帝、明帝二朝。
    刘邵通晓经学，入仕后，受诏集五经群书，参加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的编纂，并与庾嶷、荀诜等人一起，改定刑制，删约旧科，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其著述有《法论》、《人物志》之数百余篇。
    《人物志》全书共上、中、下三卷，分为《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十二篇，“极整万言”。
    《人物志》跳出了就时政论时人、褒贬具体人物的窠臼，侧重于从理论上“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贯于道，”③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论述阐明了识材用人之道。
    刘邵在《人物志》自序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④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建功立业，安邦治国，知人为首务的观点。他以尧、舜、汤、文王知人用贤的史实，进一步论证了功业的开创、兴衰系于识材用人，用非其人，则不能达到兴庶绩、成伟业之目的，所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得人之要，惟在知人。“何世无才，患人不能知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⑤他认为，古代的观君圣主由于具备了这种敏于知人，慧眼识才的美德，所以，“圣人兴德，敦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⑥
    既然人材的问题关系到功业的成败，那么人材须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与秉赋呢？
    刘邵认为，“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而“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⑦他推崇的所谓“中和之质”，即是说人材在基本素质上不偏颇，也就是要符合儒家崇尚的“中庸”。
    在《九征》篇中，刘邵以儒家的“中庸”为纲目，剖析了人们在基本素质上的悬殊，把人材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他论为，兼德者“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德行彰硕，堪称圣人；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德材均备，其于中庸虽然“具体而微”，仍不失“大雅之称”；偏至之材其“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⑧，所以，偏材者，其德与中庸无涉，其材却工于治事，只能名之为“小雅”。
    刘邵不仅以上述理论作为鉴识人材良莠高下的标准，而且进一步阐明发挥了这种理论，以此分辩君主与臣僚的才能。在他看来，贤君良臣的区别在于：“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⑨也就是说，良臣的才能包括勤奉政事或指陈政务两个方面，而贤君的才能並不在于躬亲庶政，而在于役能使贤，驱驾英才，使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
    刘邵认为君主与臣下的才能所以有上述差异，是因为君臣的基本素质大相径庭，君主具有“中和之质”的秉赋，所谓“主德者，聪明平淡”，其德可及于“中庸”，是故“主道得而臣道序”，一位睿智贤能的君主善于识别不同类型的人材，知晓各种人材的特点，取人之长，避人之短，量能授官。由此，他得出了“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⑩的材能，舍君王其谁的结论。
    《人物志》是以封建的政治标准与伦理道德来阐述品评君臣才能的。但是，我们摒弃其中封建的糟粕，仍能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