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人物志》中，刘邵极为推崇德及中庸、才兼诸流的全材，在他看来，“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纯粹之德也。”（26）然而，他并未因此偏执一端，否认贬斥那些“九征有违”的偏杂之材的长处。
    他意识到，“人材不同，能各有异”（27），偏材之人”，虽“皆有所短”，但“人材不同，能各有异”（28）偏材者也毕竟身怀专长，自然各有其用，只不过他们的专长与材能不尽相同罢了。同时，他还指出：“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29），故选材用材中，必须贯彻量能授官、任人应以材的原则。
    为了让鉴察者了解偏材者，刘邵将“偏至之材”归纳成十二类：“清节家，德行高妙，师氏三任，可以掌管教育；法家，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司寇之任，可掌以刑法；术家，睿智善谋，可掌以庙谟，国体，德、法、术皆备，辅弼之才，三公之任；器能，三材而微，善理庶务，冢宰之任；臧否，能明辨是非，师氏之佐；伎俩，工于技巧，司空之任；智意，通权达变，司空之佐；文章，能属文著述，国史之任；儒学，能传圣人之业，安民之任也；口辩，才捷应对，行人之任；雄杰，胆力绝众，材略过人，将帅之任。”（30）
    在上述十二类偏材者中，他尤为推崇国体之人，他认为，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31），可任宰相之职，辅佐人主。同时，他还从人的性格、心理上，逐一分析了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惧慎之人、凌楷之人、辩博之人、弘善之人、狷介之人、休动之人、沉静之人、扑露之人、韬谲之人的特点、长处及不足。（32）
    综上所述，刘邵提出了“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的论点。《吕氏春秋·举难》篇中云：“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类者，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权而其长者，当举也。”这里刘邵提出的所谓“审”，就是审视人材特长所宜，审度人材能力大小，而用人不审其专长，就会造成材非所宜的人材浪费，“审”是合理使用人材的关键。
    在如何用人的问题上，为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刘邵主张，用人的时候，不仅要位人应以材，使材宜其位，而且还须注意授官以能，使能当职。在阐明人能力的大小与授官任职之间的关系时，他针对“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的论点反驳道：“岂有能大不能小乎……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从而他得出了“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的结论。他指出，上述论点的实质不在于以大材治小事能否胜任称职，而在于以大材屈任小任是否适宜。所以，他认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即是说，大材有大材的用处，小材亦有小材的用处，才智超群，能力过人之才可作小事，但不宜使之作小事，否则，大材而小用，则会铸成能不尽材、人材浪费的恶果。（33）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人材之间，如何处理相互关系问题上，刘邵主张，“两贤未别，能让者为隽矣”，如此，“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仇而为友，使怨仇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34）。
    为了进一步探究人材的内涵，刘邵在《人物志》中专门辟有《英雄》篇，对“英雄”这个辞，一析为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雄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35）他认为，凡具备“英”或“雄”这种素质的人皆可以称为“材”。
    在他看来，凡具备“英”的素质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而具备“雄”素质之人，则“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为了说明问题，他比较了张良与韩信的异同，张良英智多，韩信雄胆胜，“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
    他认为，历史上凡能开创王业，成就大功的贤君圣主，一身都兼有“英”与“雄”两个方面的素质，乃能役英与雄，而且，能成大业的君主所具有的“英之分多于雄”。倘若“英”的素质少，“则智者去之”。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结果垓下之败，自刎乌江；刘邦则“英”的素质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所以他能够“吞秦破楚，宅有天下”（36）。
    刘邵撰《人物志》，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如何识材用人献策，封建儒教贯穿全书。他鉴识人材优劣的尺度是以“德”为最贵，推崇“中庸”这表明他尚未完全挣脱我国两汉察举以“德”选人的樊篱，而且，他把普遍劳动人民斥为“未流之质”，显然是不足取的。他所主张的“欲知人察才，必须谈论”，而且“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37）却开启了魏晋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他推崇“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並主张“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38）。这种超然于时争之外的说教，无疑是刘邵躲避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行为的遁辞而已。
    尽管如此，《人物志》说理明畅，论据充分，词句朴实，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散文从两汉过渡到魏晋的特殊风格，而且书中的不少论述，不仅在我国古代可以使“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冶性修身之檠栝”（39），就是在今天，也不失为我们知人识材、选材用人可借鉴的珍贵文化思想遗产。
    注释：
    ①《未来的行政首脑》，（美）哈林·克里夫著，中译本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
    ②③。（39）序《人物志》，阮逸。
    ④⑥《人物志·序》，刘邵撰。
    ⑤《资治通鉴》卷17。
    ⑦（11）（12）（13）（26）《人物志·九征》
    ⑧《人物志·流业》
    ⑨（27）（31）（33）《人物志·材能》
    ⑩（30）《人物志·流业》
    （14）（15）（23）（24）《人物志·效难》
    （16）（17）（18）（19）（20）（25）《人物志·七缪》
    （21）（22）（37）《人物志·接识》
    （28）（29）《人物志·八观》
    （32）《人物志·体别》
    （34）（38）《人物志·释争》
    （35）（36）《人物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