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然人材是致安之本，那么品评鉴别人材的关键是什么呢？如何知人察才呢？
    刘邵率先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人们的性情与才能，是可以通过其外在的溢露而加以鉴识的。他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立行而著形。”（11）他认为，人的形体是由物质要素构成的，由于这些物质要素在人体中不同的组合，从而形成了不同才能所由产生的基本素质。他把这种基本素质称为“情性”，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们的精神活动。
    他把人们情性的外在表露归纳为神、精、筋、骨、气、色、仪、言九个方面：“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12）这就是刘邵倡言的“九征”，并认为只要通过“九征”，便可知晓人们才性的各自特点。
    稍微研究刘邵的“九征”之学，不难发现其中含有骨相学的宿命论的色彩，但其论述也不乏合理的成分。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物质先于精神，精神依据形体，由形质决定情性，人的精神活动是通过形体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无疑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他对人材情性的阐述，是以物质本原为基本出发点的，从而阐明了由于基本素质上的差异，人才自然也就各异了。由此，刘邵得出“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13）的结论。
    既然人世间“群才各异，志各异归”，那么具体知人识材的措施是什么呢？《人物志》、《八观》中，首先提出了“八观”之法。即：“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从考察人施惠与夺行径中，了解其品质中不纯之处；“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从人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之中，把握其固有的品质；“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从人的气质上去判断其性格特点以及将来可能成就的事业；“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通过对人的经历的考察，以明辨其似是而非的浮饰；“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从人待人接物的爱敬态度中，了解其人情事故的通塞之理；“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通过观察人能否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知其人的胸襟与贤鄙之志；“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从人的言谈举止中所表露的短劣之处，发现其才性所长之处；“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通过观察人的聪颖机敏的程度，以了解其事业的通达。
    上述“八观”之法，只是一般就人们自身内在的表露与行为，提出鉴别人材的办法。为了全面品鉴把握人材，刘邵进一步提出了知人识材的“五视”法。即“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14）刘邵主张，通过人在具体不同的环境中的表现，去考察、选拔人材。无庸置疑，“五视”法显然比“八观”法更进步，更趋于合理，就是在今天也不无教益。
    “知人之效有二难，有难知之难，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15）鉴于人世的纷繁复杂，刘邵认为，尽管提出了“八观”与“五视”之法，仍不能保证在鉴别考察人才时不出偏差。他深刻地认识到，一方面，人们的情性蕴于形体之内，虽可征之言表，但若要既知其情性，又察其变化，“故作常人之所审”；另一方面，在考察识别人材中，鉴察者囿于自身的秉赋与能力，又易受主观意识的左右与支配，往往失之偏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鉴别人才时的谬误。因此，刘邵又进一步论述剖析了鉴识人材过程中，易产生偏差的七个方面：
    “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势。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16）
    刘邵挖掘了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察誉偏颇的根源，认为这是由于鉴别人才时，常受他人毁誉的左右，“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17），而以他人的毁誉作为尺度来鉴识人材是不足取的。他深刻地指出，“州闾之士，皆毁皆誉，未可为证也”（18），因为，“交游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另一方面，“奇异之材，则非众所见，而耳所听采，以多为信，虽缪于察誉者也”，而且“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众人之察，不虑其变”（19），因此，他认为，他人的褒贬毁誉常常不能及时客观地反映人物的实际状况。由此，刘邵得出“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20）的结论，並强调鉴才须周慎，在识别人才时，必须躬亲考察。
    在上述基础上，刘邵更进一层地指出，在躬亲考察中，鉴察者还必须避免自己的主观性、片面性。他认为，由于人们的志趣、所长迥然相异，鉴察者即使躬亲考察，也难免不受影响，或者对与自己情趣相投、意顺亲近者，倍加赏识；或者对与自己的志趣、专长相异者，压抑排斥，结果导致“能识同体之美，而或失异量之美”（21）的偏缪；即使在情趣、志向相符的人中，也会出现“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22）的情况。所以，刘邵告诫在识鉴考察人材时，切忌“以己观人”，摒弃主观上的好恶。
    在《七缪》篇中，刘邵还强调，识鉴人材不为浮饰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反对“听言信貌”。他指出，人有“尤妙”、“尤虚”，“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倘若鉴察者惑于浮饰，为假象所迷蔽，那么就会“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直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势必导致取浮华而抑真才，擢庸人而贬贤者。
    为避免识鉴人材时为浮饰假象所惑，刘邵主张，“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犹由众退，而实从事章”（23）。在刘邵看来，实际的考核是纠正这一偏差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因为通过考核不仅可以使华而不实的浮虚之名暴露无遗，而且还可以让不苟炫耀的人崭露其真才实学。
    在阐述选拔人才问题时，刘邵认识到，即使是已被发现的人材也未必能被选拔出来，即所谓“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因为种种因素阻碍了人材的选拔，他把这些阻碍人才脱颖而出的因素归纳成七个方面：“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未达而丧；或所识者未拔而先没；或曲高和寡，唱不见识；或身卑力微，言不见亮；或器非时好，不见信贵；或不在其位，无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24）
    不仅如此，刘邵还指出，人的贫富、地位的悬殊也是影响选拔人材的一个因素：“夫人所处异势，势有申压，富贵遂达，势之申也，贫贱穷匮，势之压也……是故藉富贵则货财充于内，施惠周于外，见赡者，求可称而誉之，见援者，阐小美而大之，虽无异材，犹行成而名立。处贫贱，则欲施而无财，欲援而无势……望怨者並至，归非者日多，虽无罪尤，犹无故而废也”（25）。
    因此，刘邵认为，知人识材，不可不辨“申压之势”，鉴人论材，切忌以财势地位为凭，必须唯材是举，广开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