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的文化、理论界出现了不少新思潮。这些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使得史学界的理论方法论探索更加复杂化，同时也更加丰富多彩。与此相关的是，在史学研究中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和方法。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史学研究中这场有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大讨论和史学实践中的相应探索。这些都表明西方史学确实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简单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60年代末形成于文学批评、艺术和哲学领域。它对史学产生影响是在70年代末以后。后现代主义本身和它对史学的影响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这里不去多说。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后现代主义本身又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因此，对它本身和它对历史学的影响的分析，都必须谨慎，不可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社会秩序和文化以及19世纪以来历史学所创立的学科原则都提出了质疑。在这种批判否定的同时，它对社会和历史也作出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理解，把过去忽视的许多领域强调出来，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后现代主义理论也使历史认识过程更加复杂化，强调许多不为传统历史学注重的问题或方面，尽管它的结论未必都正确，但它提出的问题和论述本身还是很有启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片面性或偏差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例如，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和对文本校勘的的重要性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们对文本中的语言与非语言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却有自己的理解。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文本语言是研究者与历史之间难以克服的障碍，文本语言甚至是自我封闭的，并不反映外部世界。这样，后现代主义者就不是去分析物质世界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而是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为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以获取文本中可能包含的意义，还必须解除在意识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任何结构性公式。因为没有这样的解构，就不可能由许多个别的人去获取文本中可能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意义。这种“语言学的转变”，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得出否定现实存在的结论。如巴尔特和德里达就认为，“除了文本以外并不存在任何东西”（注：转引自格奥尔格·伊格尔期：《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44页。）。海登·怀特则把历史研究和诗歌创作等同起来。伊格尔斯指出，一种否定历史表述有任何真实性的理论与完全认识到历史认识复杂性的历史学之间是有区别的（注：转引自格奥尔格·伊格尔期：《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41页。）。我国学者李幼蒸在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时指出：“话语修辞学中的文学成分与按此修辞术所描绘的实际事件之原初存在是两回事。叙事话语既包含再现成分又包含表现成分，二者处于共存、交织和互动关系中。我们不能用其一的存在来否定其它的存在。”“由于永不具备充分的技术条件，我们永不可能重建历史上某一革命的‘完整’图画，因而对此革命过程所完成的不同描述，必须是根据不同视角对同一实际过程所提出的不同图画。不过，这一事实不能被用作否认该过程曾经客观、单一地出现过一事的逻辑根据。”（注：李幼蒸：《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第43页。）
    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以及新史学的争议有关，在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和方法。下面简单地提及其中之一--微观史学。微观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于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其著名代表有乔瓦尼·列维、卡尔洛·金兹伯格、卡尔洛·波尼、爱德华·格兰基等。后来，意大利的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互影响。法国年鉴派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提到的勒佩蒂和雷凡尔就专论过微观分析问题。与意大利微观史学派相似的有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和日常生活史”、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等。需要指出，这些学派之间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能据此得出存在一个统一的微观史学派的结论。
    本文不可能对微观史学作多少详细的评述，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到几点。一般说来，微观史学的出现与重新审视20世纪历史学偏重群体现象和系统数据的研究有关。为了克服这种偏向，许多微观史学家强调，不能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他们认为，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借此可以告诉读者研究假设与史料的冲突。他们多注意历史中那些具体的较易于观察的方面，但并不是简单地以微观的共同体（村社、家庭、个人）来取代宏观的共同体（国家、经济、民族），而是要改变对这两者研究的原则，也就是要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譬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某个个人的一切可能的具体方面，又要探讨该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有少微观史学家（包括金兹伯格和拉卡普拉）也怀疑对微观过程的研究可以上升到对历史整体的说明。不管怎么说，微观史学是很值得注意的有益的探索。它的特点不在于分析微观的、范围不大的对象，而在于极大地扩大了供研究的人的行为“参数”的数量。微观史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不仅是其不可重复性，而更是其丰富的内容。
    我们所以要在这里提及后现代主义、微观史学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年鉴》杂志的两位负责人在信中谈到了它们。现在就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看法。
    格勒尼埃在信中谈到了近年来历史认识观念的变化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变化很多，但缺乏根本性的创新。他提到两种应特别引起注意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涉及历史研究对象的定义问题。历史学过去使用的并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一些概念（如“发现”、“文化”、“价值”），现在遭到许多人的怀疑。这是因为，这些概念作为历史学家们建构的历史事实，受到历史过程的参加者们和历史学家们自己的不断的修改。这些新的看法要求注意研究历史环境的全部内容，特别注重已完成的实践和它的参加者们的“自由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