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时间问题。现在已不能简单地重复早已熟悉的时间公式，而应该把时间作为对象加以思考。这是由于旧的时间模式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是运用新研究方法的结果。当代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历史中的时间规范的多样性，它们的多变的性质，因而不能把它们纳入事先给定的结构中去。当代方法摒弃全球性的解释模式，主张更为精细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揭示复杂的，经常是不可预言的时间运动，而这些运动是由所发生的过程的历史性决定的。这种微观史学的社会方法，既与研究重新建构的时间的愿望相类似，又排除了任何一种决定论。这样一些主要的概念，像任何一种演进（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演进）的不可逆性和独立性，已经经验地在历史思维领域产生，并开始更新这一领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格勒尼埃在谈到历史时间范畴时，虽然没有提到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但他所说的显然是对后者历史时间观念的革新。这是值得注意的。与此相关的是，格勒尼埃提到了微观史学。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简单说来，不能说年鉴派完全放弃了他们从来主张的“总体史”研究，但对微观史学的强调说明了他们的变化，至少是新一代年鉴派的变化。
    下面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勒佩蒂明确表示，他对近年来对许多社会科学学科产生影响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变”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主要的转变不是语言学的，而是历史学的。他到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历史学的转变”。第一，在人类学领域，结构人类学模式正遭到重新审视。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M.Sahlins ）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一方面，文化各范畴的总和构成结构，而文化范畴使历史和历史事件成为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历史对世界的结构化的表现不断进行修正。这种修正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结构在体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历史的影响并发生着变化，其表现是历史地再现自己。第二，在社会学领域也出现强调时间因素的新模式。例如，一个当代的模式把人的行为看成是一系列的连续性。在这连续性中，人们动员所有已获得的知识和功能来证明他们当时的行为的合法性。第三，在经济学领域，也出现了与占治地位的理论相对立的新见解。主流理论认为在理想的竞争市场的环境里，可以存在超时间的平衡，而这些新见解则用历史时间（技术创新时间，组织活动时间，规范形成时间）来与主流理论的纯逻辑时间相对立。这种历史时间是社会地形成的，并以不可逆性为其特征。
    勒佩蒂强调，所有上述变化说明在社会科学中发生的“历史学的转变”。但他并不主张直接把社会科学中的模式搬到历史学中来。不过必须注意它们的成果。譬如，这些模式要求人们用新的眼光观察社会，并把社会作为社会实践的范畴来进分析。这种实用的方向自然地会导致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编年模式和时间规范。
    可以看出，勒佩蒂对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的转变”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提到的“历史学的转变”值得注意。
    勒佩蒂和格勒尼埃上述有关西方史学近年的争论和变化的看法，自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对我们了解新一代（第四代）年鉴派的看法和对西方史学新发展的了解都是会有帮助的。
    通信中还涉及到关于年鉴派对当代的重视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简单地说一下编委会的增补问题。勒佩蒂认为，编委会增补的主要不是历史学家，这样做更有利于史学的革新。他强调，增补的标准主要是学术水平而不是年龄。在五个新编委中，一人在使人类学范畴历史化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人（格勒尼埃）对新的时间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思考。第三和第四人，积极地捍卫了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提出的新见解。最后一人在思想社会史方面有所创新，而他的德国史专业也弥补了《年鉴》杂志对德国史的了解长期不如英国史、美国史或意大利史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