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 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宋宣和七年）为金所灭，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 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量不能计算”（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二编《社会阶级与土地关系》。）。史实亦诚如陈述先生所说，《辽史·地理志》仅著户数，且中京道除三韩一县外又均无户数记录。此外，《辽史·兵卫志》相应《地理志》还著有各该州县的乡丁数。《辽史》记载的户、丁究系何年，史书无载，而往日的研究亦少有涉及（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费国庆：《关于〈宋代户口〉》，《历史研究》1958.8、张正明：《契丹史略》、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论著对《辽史》户丁系年均未置己见；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1994）怀疑之余，“初步估计，南京西京两道户口，大约是辽晚期户籍数”。）。
    户、丁是研究人口的基础，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古代，探索户、丁问题尤其重要。按照人口学理论，人口（或户、或丁）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地域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个人（或户、或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容。如果不能确定人口统计或户、丁统计的具体年代或谓系年，显然就无法研究人口或户、丁的动态过程、变化特点及其规律。以统治历史长达210年的辽代为例，其户、 丁统计系于辽初和系于辽末，或者系于辽代中期，其户丁过程及相关问题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辽代户、丁所属的具体年代，无论对研究辽代社会史还是对研究辽代人口史及中国人口史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口规模蠡测》一文中，笔者“根据附有户数的州县设置的年代和辽代检括户口的诏令，以及《辽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等做综合分析判断”，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辽代天庆初年数”（注：《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1期。）。 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笔者则从前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且认定《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天庆三年（1113年）统计数（注：该问题的观点与论证最早见于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辽金元明北京地区人口地理研究》（1987年打印件，北京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后又融入专著《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但与此相关，《辽史·兵卫志》所载州县丁数属于何年统计，并未及阐述。笔者认为，对《辽史》所记载又彼此相关联的户、丁系年还有必要做深入一步的相关研究，为最终确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基础性工作。
    从现存文献记录看，辽代早在太宗时期（927～947年），即已开始“籍五京户丁以定赋役”了，只是“户丁之数无所于考”（注：《辽史》卷59《食货志》。）。但由此可知，辽代赋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契丹统治者为获得赋役和兵员，满足自身经济与军事的需要，随时诏令检括户口，尤其重视对州县户与丁的检括，为《辽史》编纂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户、丁资料，故《辽史》记载仅限于州县户、丁，致使后世学者认为辽代无人口统计。
    根据《辽史》的记载推断，辽代200余年， 并未建立定期检括或称阅实州县户、丁或户口的制度。每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这是在户口管理与户口统计方面辽代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同时，辽代诏括户丁或诸路军籍的记录均集中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年）以后。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统和年间以前辽朝未曾检括户丁的结论。事实上，在澶渊之盟缔结（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之前，因辽宋两国长期处于敌对与战争状态，辽朝政府为赋役的需要而检括州县户丁应当更为频繁，只是文献缺乏记录罢了。好在附有户丁数量的州县建置的年代有迟至重熙年间（1032～1055年）者，使推定《辽史》户丁的系年可以置重熙之前检括户丁的诏令于不顾，而集中利用重熙之后检括户丁的诏令来判断《辽史》户丁的系年成为可能。因此，缺乏辽代前期检括州县户丁诏令的史料记录不会对推断《辽史》户丁的系年产生不良影响。总之，《辽史·地理志》关于州县建置年代及《辽史·本纪》关于检括户丁的诏令与《辽史》关于户丁的记录和资料，为推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