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史·地理志》附有户丁州县的最晚建置年代。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但按《地理志》的记录统计，终辽一代实有5京，12府（含5个京府）、160个州军城及210余县。其建置年代始于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终于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年）升上京道泰州之金山县为静州，延续达200年。按照事物发展的顺序， 只有在州县建置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州县境域内户、丁的检括统计，即州县建置在前，而州县所属户、丁的检括在后；在州县建置之前不可能出现该州县独立的户、丁检括，此乃必然之理。因此，拥有户、丁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成为判断户、丁检括年代的第一位条件。在《辽史·地理志》中拥有户数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有迟至辽兴宗重熙年间者。例如：
    南京析津府景州，本蓟州遵化县，重熙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
    上京临潢府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
    西京大同府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熙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置县。户一万。
    据此，《辽史·地理志》所载州县的户数系重熙十七年（1048年）之后的重熙末年及辽道宗和天祚帝时期的统计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按《地理志》，天庆六年升泰州金山县为静州，而静州无户数附载的事实却恰恰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辽史·地理志》州县户数是天庆六年前的检括数而非六年后的检括数。
    在限定了《辽史》州县户数系年是辽代后期重熙十七年至天庆六年这段时间之后，使根据辽代后期检括户、丁的历次诏令进一步推定辽代州县户、丁检括的具体年代有了可能性。
    （二）辽代后期检括户、丁的诏令。《辽史·本纪》记录的检括户、丁的诏令均集中在圣宗统和纪年之后的辽代中后期。历次诏令的年代和检括对象如下：
    统和九年（991年）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997年）三月壬午，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丙申，通括南院部民；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重熙八年（1039年）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注：《辽史》卷59《食货志》与卷87《萧孝穆传》均提及是年的户口通括。）；重熙十五年（1046年）秋七月丙申，籍诸路军；重熙二十年（1051年）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注：《辽史》卷59《食货志》与卷105《马人望传》均谓“检括户口”，当在是年。）；大安九年（1093年）十月壬子，遣使籍诸路兵；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籍诸道户；天庆六年（1116年）六月乙丑，籍诸路兵。
    概括上述诏令，辽代户丁与户丁检括具有5 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1）辽代200余年确实未建立起定期检括户丁的制度，每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2）辽代全国户丁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与统计系统， 其中包括州县、宫分、部民及军籍乡丁等。（3 ）辽代进行过全面户口统计，但其中的人口统计资料未能保留下来。（4 ）辽代尤其重视户丁检括，而且保留下来一部分宝贵的户丁统计资料，其中括诸道军籍或籍诸路兵就是检括“五京乡丁”，亦即《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5 ）检括户丁均与经济需求及军事形势紧密关联。如太平十一年兴宗即位，通括户口，是针对当时“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的社会现实推行的，以求达到“宜通检括，普遂均平”（注：《辽史》卷59《食货志》。）的目的；重熙八年籍天下户口，是为了均平徭役，结果收到了“政赋稍平，众悦”（注：《辽史》卷87《萧孝穆传》。）的社会效果；大康九年检括脱户（按《辽史·食货志》与《辽史·马人望传》均为“检括户口”）之后，因赋役均平，兼置仓积粟，才出现了“辽之农谷至是为盛”（注：《辽史》卷59《食货志》。）的景象；大安九年籍诸路兵则恰与当时阻卜部磨古斯叛，西北路招讨司所属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乌古扎亦叛，与达里底等并寇倒塌岭（注：《辽史》卷25《道宗纪》。）直接相关；天庆三年与六年连续籍“诸道户”和“诸路兵”，更与辽末的财政经济恶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