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述记录有户数与丁数的州县最迟建置的年代，《辽史》所载州县户、丁应属于重熙二十年之后某年的检括数。其中，重熙二十年、清宁二年、大安九年单纯括军籍、籍乡丁显然与此无关，大康九年单纯检括诸路脱户也与此无关，故只可能与天庆三年籍诸道户和天庆六年籍诸路兵有关。同时，《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与《辽史·兵卫志》所载丁数，除少数州县之外，均严格地体现了每户出二名乡丁的“常制”（注：按《辽史·地理志》与《辽史·兵卫志》记载，五京州县每户出乡丁即乡兵二人为常制。不循此制者，即属史料错乱，或文献记录失误。）。而只有同年或相近年份的户、丁统计才有可能符合这种一比二的“常制”。换言之，《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就是天庆三年“籍诸道户”的统计数；而《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数则是天庆六年“籍诸路兵”的统计数。
    （三）辽末军事政治形势。道宗末季，辽朝政治腐败，已是“群邪并兴，谗巧竞进”，“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注：《辽史》卷26《道宗纪》。）。天祚帝即位后，更形成了“既丁末运，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椓国本，群下离心”，“叛亡之迹，相继蜂起”，“土崩瓦解，不可复支”（注：《辽史》卷30《天祚纪》。）的局面。在风起云涌的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给以致命打击的首先是女真人旨在推翻辽朝统治的斗争。女真首领阿骨打自天庆四年（1114年）起兵反辽，至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再至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即已先后攻占了辽之宁江、咸、宾、祥诸州，以及黄龙府、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和南京（注：《辽史》卷28《天祚纪》，《金史》卷2《太祖纪》。），仅10年间，竟使辽朝统治土崩瓦解。在这一过程中，天祚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一方面要通过检括州县民户稳定民心，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以支撑其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天庆五年（1115年）天祚帝亲征失败，损兵折将，众叛亲离（注：《辽史》卷28《天祚纪》，《金史》卷2《太祖纪》。）， 又要检括五京乡丁以扩充兵员，扩大镇压之军事力量。因而在天庆三年至天庆六年的短时间内先后检括了诸道户与诸路兵。但值得注意的是，东京辽阳府天庆六年的乡丁统计与天庆三年的州县户数统计并不符合每户二丁的“常制”。其原因除《辽史》作者可能错乱史料，又缺乏审慎稽考之外，当与天庆六年（金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五月东京辽阳府已被女真人攻取，东京州县皆降（注：《辽史》卷28《天祚纪》，《金史》卷2《太祖纪》。）， 辽人已无法进行所属州县的乡丁统计有关。这也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史·兵卫志》乡丁数属天庆六年统计的一个有力证据。至于《辽史》有关天庆三年和六年的户、丁统计记录不完备，不少州县失于记载，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辽末战火破坏和天祚政府流亡直接导致的典籍与统计资料的大量散佚及错乱。而天庆六年之后，辽朝政府面对州县渐失，生灵涂炭，宗庙丘墟的严峻形势，天祚帝昼夜忧惧，巅沛流离（注：《契丹国志》卷10～11《天祚纪》。），已无暇顾及州县户、丁的检括。因而又限定了《辽史》记载的户丁统计的最晚年代。
    综上所述，《辽史》户、丁统计分属于辽末天庆三年和天庆六年，应该是可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