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王正月”，《春秋》用周历
    《春秋》第一条就是无事而空书“春，王正月”。《春秋》逐年记事，每年必分为四季，虽一季中无事可记，也必书此季首月以充四时之数，书作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全书共有这种记载六十条，前人称为“首时”例，此条中的春字就是此义。最受后人重视的是此条中的王字。《公羊传》由此阐发出《春秋》“大一统”之义，何休更引申出《春秋》“通三统”、“黜周王鲁”和“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注：《公羊传》隐公元年及何休《注》。）杜预认为这个王字专指周平王，书此“以正《春秋》之始。”（注：《春秋经传集解》卷一。）因每年春皆书王字，而桓公年间多缺，《谷梁传》便以为“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注：《谷梁传》桓公元年。）歧说纷纭。
    其实这个王字并无奥义。据说古代曾实行过三种历法，夏以建寅之月（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春秋时期的杞、宋分别为夏、殷后裔，理应采用其先祖历制，如封于夏墟的晋国就一直采用夏历，杨伯竣先生《春秋左传注》对此多有说明。鲁人本是姬周分支，但初封时已得到“殷民六族”，且国都在太皞之墟，“因商奄之民”，（注：《左传》定公四年。）即被统治者大部分是殷人，由此可知鲁国内部可能也是两种历制并存。在这种背景下，史官记事要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就必须首先明确采用何种历制，否则一定会引起后人阅读时理解歧异。
    在周初创建时期，周公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周公后裔的鲁国，至春秋初期，仍保持着很高的地位，担任着“周班”中的“班长”，与王室关系也很亲密。（注：关于鲁国的地位，参见拙作《春秋时期齐鲁关系变化述论》，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史》1990年第1 期。）在这种时候，鲁史官记事，自然应采用周历。自平王东行，王室地位虽不断降低，但周天子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保留着称王的特权。楚、吴之君虽也称王，但在鲁人眼里，他们仍只是楚子、吴子，他们的王号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春秋》中。《春秋》中的王，无一例外地都是指周天子。所以，《春秋》每年“春王正月”中的王字，显然都是指当时的周天子，以此表明此年记事采用的是周历。明确了王字只是《春秋》记事用周历的标志，便可知各家所说《春秋》大义都是附会穿凿，虽然在思想史上不无意义，实际上去与《春秋》本旨无关。
    三处处体现鲁史特征
    《春秋》以鲁君断代逐年记事，本已说明它本身就是鲁史。但有的《公羊》学者却认为孔子作《春秋》只是为了“借事明义”，“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注：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也就是说，《春秋》已没有多少鲁史的价值，它体现的只是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当我们仔细阅读《春秋》时，看到的却是能充分体现鲁史特征的用字规范和记事原则，即鲁国史官原始记录的痕迹，而不是必须穿凿附会才能解释的“微言大义”。
    记鲁事常称“我”。如记鲁君及夫人葬事，《春秋》均书作“葬我君某公”、“葬我小君某某”；鲁国受其他诸侯国或戎狄侵伐，均书作“某某侵我某地”、“某某伐我某地”；鲁国军队打了败仗，书作“我师败绩”；鲁使者被其他诸侯国扣押，书作“某某执我行人某某”；宣十年齐人归还强占的鲁国土地，书作“齐人归我济西田”，等等。很显然，《春秋》中的我字都是鲁人自称，是鲁史官在记事时必然使用的第一人称，既不同于后人追述历史，更不是“借事明义”。
    外曰来，内曰如。凡其他诸侯国之人，包括天子使者，不论因何事来到鲁国，《春秋》均书作来。如隐元年“祭伯来”，二年“纪裂繻来逆女”，三年“武氏子来求赙”，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等等。凡鲁人到国外去，只要不是被逐或逃亡，均书作如。如桓十八年“以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庄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文七年“公孙敖如莒莅盟”，等等。一来一如，使鲁国与其诸国的交往表现得极为明确，显然是历代史官通用的用字规定，而不是“借事明义”。
    鲁君称公书薨。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在位期间的称呼有两种：一是形成于西周统一时期的爵称，即公、侯、伯、子、男，主要用于“国际”间的交往；（注：关于五等爵制，今人多以为是孟子的编造，但《春秋》中确有明确反映，笔者认为不应轻易否定。）二是各诸侯国对自己国君的称呼，可以说是内称，大多数称公，个别也有称王者，死后的谥号也用内称。《春秋》记在位期间的外国诸侯，一律用爵称，如晋侯、郑伯等。鲁君为侯爵，而《春秋》记其事则一律书公，如“公即位”、“公会某人”、“公如某地”等，显然是用内称。记外诸侯死亡，《春秋》均书作“某某卒”，而记鲁君及夫人死亡，则书作薨。《公羊传》隐三年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若春秋时期果有如此区别，则是鲁史官为显示自己国君的特别尊贵，故意比外诸侯于大夫。无论如何，《春秋》对鲁君称公书薨，体现的是鲁史官观念中的内外有别。
    大国争霸是春秋时代的典型特征，由霸主主持大规模会盟征伐是这一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各诸侯国参加者在集会中的座次，以及结盟歃血时的先后，往往体现着各国在“国际”间的地位高低，故各国都很重视自己的名次。如隐十一年滕侯、薛侯在朝鲁时“争长”，桓六年鲁人“以周班后郑”引起四年后两国战争，定四年召陵之盟蔡、卫“争先”，（注：分别见《左传》各年。）都反映着这一点。《春秋》记载各国顺序，大致贯穿着下面的原则：若有王室代表参加，先序“王人”，其次为历代霸主，齐失霸后仍为大国，常列霸主后，秦后为大国，与齐并列，宋为殷商后裔，曾“于周为客”，在诸侯国中独居公位，列齐、秦之下，卫、蔡、陈、郑继之，再后面是曹、莒、邾、滕、薛、杞等小国。这个原则体现的是以大小为序。但《春秋》中同时贯穿着另一个始终不变的原则：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一律书作鲁人会某某。从表面上看，似乎鲁人总是居首位。实际上，鲁国的地位自齐桓称霸后一直处于宋、卫之间。《春秋》的这一原则，显然是鲁史官有意突出本国地位，记事时自觉以鲁为主而形成的。总之，《春秋》中处处体现的鲁史特征，反映的是鲁史官的记事原则和用字体例，而不是圣人的“借事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