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人。他是明代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曾独主文坛二十余年，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而他对明史的研究更极为精深，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史乘考误》遍考明中叶以前的国史、野史、家乘，对明中叶以前的史书进行了一次清理总结。而《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明史著作。王世贞不仅开启了后代的明史研究，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对后世的明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清代官私双方皆十分重视明史的撰修，而在官修明史过程中，即可见王世贞的影响。下面试细论之。
    一史料的影响
    《明史》撰修，顺治开馆，经康熙、雍正， 一直到乾隆四年（1740），才最后定稿颁行，历时九十余年， 是历来官修正史中耗时最长的一部。耗时如此之长，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史料采择困难，即是其中之一。
    对《明史》贡献最大的万斯同坚持以实录为基准，实录不可信，方考以其他野史、家乘，他以为明代野史诸家“无足满人意者，”只有焦竑的《献征录》“可备国史之采择”。（注：万斯同《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15《寄范国震书》， 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第六集第七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但万斯同以为即便实录亦“未可尽信也”。因为《洪武实录》“疏陋已甚，何足征新朝之事实哉！”并以为“君子不观可也。”（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42《读洪武实录》。）而“有明之实录未有若弘治之颠倒者也。”（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43《读弘治实录》。）实录不能完全为据，就须依赖野史家乘。因此王世贞的史书自然是他参考征用的史料。而他在论明代宗室罪状，就直接征引过王世贞的史书，“凡宗室之罪状，其载于二疏，散见于国史及王元美所纪者，吾不具论。”（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69 《书陆给事凤仪王御史汝止劾胡宗宪二疏后》。）在这里万斯同明确指出，要考察明代宗室犯罪情况，可依赖实录和王世贞的史书。这是万斯同依从王世贞史书具体例证。当然对于王世贞著史时挟私报复，他亦表示过批评，在《书国史唐应德传后》一文中，以为实录中唐应德传一定出于吴人之手，“大要为王元美所中耳，”因唐应德与王忬被杀有关，万斯同推测王世贞亦因之怪罪唐，故加贬责。以为：“思质（王忬）之死，何预公事，而乃移怨于公耶？元美且不得仇公而史官代为仇耶？”（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66。）
    王鸿绪总裁《明史》，他在《史例议》中说：“明代野史、杂记、小录、郡书、家史，不下数百种，然以编年纪事者多，求其帝纪、列传、撰辑集成者绝少，惟郑晓《吾学编》、王世贞之《史料》、何乔远之《名山藏》，间备其体，三者之中郑、王为胜。”（注：刘承干：《明史例案》卷2《王横云史例议》，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2月。）在明代诸多的史家中，王鸿绪唯独推服郑晓与王世贞，对王世贞的《弇州史料》评价甚高。杨椿与修《明史》，他在《上明史馆疏》中，更明确地提出实录而外，嘉、万以前的史料当以王世贞为准。他说：“先是，以《明实录》疏漏脱略，不得已采之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为胜，然时止于正、嘉。”（注：《明史例案》卷7 《杨先农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据近人考证之，正、嘉以前事，实录之疏漏，所藉以参考订证者，惟有王世贞之《弇州史料》，嘉靖间时事奏疏，则多凭黄尊素的《时略》，万历至崇祯间史事，则多凭黄宗羲之《续时略》（注：参见包遵彭：《明史编纂考》页2 《导论》，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于兹可见，王世贞的史料、别集等书对于明史撰修，史料影响极大，王世贞给清人撰修《明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史料。
    二有关传记影响
    王世贞史书中，传记类占相当大的比重。《嘉靖以来首辅传》、《续稿》中的《史传》，及其他的碑传铭文都是很重要的传记史料。《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有关传记资料240余篇，《续稿》中亦有270余篇。收罗的人物上至首辅、六部尚书，下到知府、知县、郎中、处士、商人、布衣、节妇等。这不仅为明史修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明史》中的有关传记就是以王世贞所作传记为蓝本，加以删节改编而成。
    《明史》耗时几十年，历经数稿，如李晋华所言：“盖史稿构成，本于实录，参之稗官野史，而要以实录为依归，可知实录为纂修官所据以构成史稿之主要材料，再由纂修官稿变为万稿（有一部分先变为汤稿等），再变为四百十六卷本之稿，再变为王鸿绪稿，再变为张廷玉等稿…，”（注：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参见包遵彭《明史编纂考》，页69。）由兹可见，纂修官稿、万斯同稿、王鸿绪稿，以及最后的张廷玉稿是最为重要的几部明史，后者多因袭前者，稍加修改成编。数稿中皆可见王世贞传记的影响。
    侯仁之先生曾作《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一文，记其所见之王稿残卷。在这部残稿上有明确的批文，提到当参照王世贞的有关传记，第三册《万安传》上有“王元美弇山别记甚佳”之传首墨批；在第三册《于谦传》上又有“王元美所为传，佳处甚多，可参酌。《吾学编》亦有简净处，可酌，大抵公传当以景泰时事有功社稷者为主，馀当酌减，须俟细酌，不可草”之墨批加朱圈。侯先生以为此类批评语“按其墨迹，有朱、红、墨、淡墨四色，秉笔或出一人，而修改不止一次。间有离析分合之处，而汰冗点烦，远出原稿之上。”考订推测“至於稿中墨迹或为斯同手笔，或由钱名世代书，亦皆在两可之间也。”（注：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 参见包遵彭主编《明史纂修考》， 页239－247。）从此残稿之批文中看，对王世贞所作传评价甚高。 不仅是其史来源，更是其参考之对象。
    而参与张廷玉《明史》撰修的汪由敦更明确指出王鸿绪《明史稿》中《张居正传》完全是删节王世贞《首辅传·张居正传》而来，他论道：
    外间推崇王本太过，遂谓不可增损，今即以行文而论，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辅传》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弇州逞才使气，抑扬轩轾之间，往往过情，平心观之自见，且私书不妨装点，而乃据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 （注：汪由敦：《松泉集》卷7 《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 页763，《四库全书》第1328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