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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 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 北大教务长兼国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团员， 均为北大师生， 如地质学者袁复礼、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及古生物学者丁道衡等。黄文弼两赴新疆， 发掘吐鲁番及塔里木周边遗址， 获得古物文书甚夥。1930年黄氏第一次考查归来， 代理校长陈大齐在欢迎会上致词说：“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 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 而所得材料之丰富， 亦不亚于外国人。”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 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三十年代， 北大学者于敦煌学续有贡献， 如1933年出版之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6年刘复编《十韵汇编》、1936年陶希圣编《食货·唐户籍簿丛辑》等。 1934年8月， 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 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文献， 向达编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著录约五百卷左右， 多为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9]。相比而言，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果更多， 他除编出P.2001-4654号的《敦煌写本书目》外， 还就所见四部典籍， 作了大量考释工作， 先后撰写一批跋语和研究， 辑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10]。两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 还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照了数万张写本照片， 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行前向达只在北大教书一年， 王重民则尚未入北大。1938年秋， 向达先生回国， 次年转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 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重民则经美国， 于1947回国， 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 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 另一方面则为北大的敦煌学补充了人材。此后， 向、王两位先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 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 向达代表北大参加， 任历史组主任， 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 考查莫高、榆林窟， 测绘拍照， 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记》一文纪行， 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 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11]。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 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本《莫高窟形》， 由台湾史语所出版， 虽然事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得出版， 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 不仅有记录， 而且有珍贵的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 这无疑是今后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1944年， 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 向达任历史考古组组长， 率夏鼐、阎文儒西行敦煌， 考察敦煌莫高窟， 并在敦煌南沙山佛爷庙、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获得汉简数十枚及晋唐文物若干。此次敦煌考察， 同样获得很多收获。向达陆续撰有《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证》、《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艺术概论》等， 夏鼐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考古漫记》等， 阎文儒撰有《莫高窟与敦煌》、《敦煌史地杂考》等[12]。向达两次敦煌之行， 还录有敦煌当地留存之重要敦煌写本若干种， 辑成《敦煌余录》， 包括《六祖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天宝地志》等重要典籍， 惜未能及时刊出[13]。 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 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然而， 当时处在抗战时期， 条件十分艰苦， 经费也很紧张， 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 这在已经发表的一些相关人士的书信日记中略有反映。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致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中， 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项： 三， 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 如……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等[14]。1943年1月17日， 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的《日记》载： 锡予（汤用彤）来， 示以觉明（向达）敦煌来书， 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余意， 语言调查可在云南， 若历史考证， 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 关涉甚多， 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 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 吾辈正宜追踪迈进[15]。 昨日接觉明自敦煌千佛洞来书， 谓彼曾得王重民函， 转致尊意， 谓将筹款为文科研 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业费， 闻之不胜欣慰， 为学校贺。……觉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 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 其薪津由北大付， 此外稍寄去小款， 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 万里长征， 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 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 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 而相关学识之富， 并为国内首选， 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 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 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 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 以于髯为护持， 张大千为主干， 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 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 而我公为西北调查所筹款，亦宜委托北大专管， 务求用途得当[16]。 胡适在美国为北大的西北考察筹款事， 在1943年3月30日胡适致同在美国的王重民信中也提及： 朱家骅先生也有信来谈西北考察团事， 〔蒋〕梦麟先生也有信来谈北大事。我近得两千元， 也许即可汇给梦麟， 一半作考察团费， 一半作文科研究员印刷费； 是李国钦送我的， 我想他一定赞成如此用法[17]。 向达的西行， 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 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 1948年12月，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 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 同时印行《展览概要》（图33），由向达、王重民编写， 对海内外敦煌学学术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顾。《展览概要》几乎占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三分之一的篇幅， 这个展览与善本书展览是当时一系列展览中最为重要者， 构成《纪念特刊》的主体篇幅。这反映了在当时北大的文科研究中， 敦煌学的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是自向达考察敦煌时已定的文科研究方向， 而王重民的海外归来， 并加盟北大， 也更加强了这方面的阵容。这个展览出陈的材料， 有向达、王重民自伦敦、巴黎抄录的文书和拍摄的照片， 有北大、北图及部分私人收藏的原卷， 汉语、胡语文献均有；又有向达自敦煌拓回的碑铭， 抄录的档案， 还有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 中西文兼备。《展览概要》详述敦煌古物发现及展览的意义， 并就每一件陈列品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题， 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的总结。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北大的敦煌研究， 从单纯的依据书本研究， 发展到实地考查；从依赖于海外邮寄的照片， 到亲身前往英法等国抄录摄影研究； 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 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高涨时期。 （由于篇幅所限， 第3、4两节从略） 总 结 （1）。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 是勇于开拓和创新。敦煌资料为二十世纪初叶处在转型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惯重视新材料的北大学人， 及时抓住了时机， 开拓中国敦煌学的新天地。敦煌资料中包含有大量传世文献中不多见的民间文学写本和社会经济文书，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 为“整理国故”， 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敦煌学研究， 迄今仍是北大系统全面地开展的新“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学人一般都学有专攻， 即使是从事敦煌学研究， 那也只是把敦煌学的研究纳入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之中。敦煌学在北大并不被看作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 而主要是一批材料， 学者们虽然在某一时间里可能专攻敦煌学的某个方面， 但其学术研究的基点却植根于较广的学术领域， 从哲学、文学、语言、历史、宗教的某一领域出发， 来兼统敦煌资料。正是由于他们有较为广扩的学术根基， 才得抓住新材料， 开拓新学问。 （2）。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 是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从敦煌学研究来方面看， 有关的学者散在各系， 互不统属， 又由于自由独立研究的习惯， 也不成其为一派。但同在一校， 声气相合者免不了常相往还， 相互促进； 不合者， 也相互竞争。不论早年的刘师培、胡适， 还是今天的一些教员之间， 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有很大不同， 但他们都利用敦煌资料， 独立研究， 取得丰硕成果。因此， 北大的敦煌研究没有越走越窄， 而是促成了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插影响。 （3）。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 是超国界的学术研究。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交往， 到今日的汉学大会， 这种传统保持不变。由于历史的原因， 敦煌资料多在国外， 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以敦煌作缘， 北大的学者与国外同行的联系较广， 交流较多， 这对北大学术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敦煌资料不仅限于汉学， 还有西方学者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乃至印度伊朗等文化遗产， 更需要交流和合作研究。季羡林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 正是立足北大的学术传统的深刻体认。 注释： [1] 拙稿《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No.7, Spring 1997, 1-5. [2] 《艺风老人日记》第五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影印本， 2118页。此条为虞万里先生检示， 特此致谢。 [3] 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五卷碑刻拓本一， 东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 育出版社， 1994年， 225页。 [4] 予会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燕尘》第2卷第11号， 1909年11月， 此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参看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18页。其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 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331-346页。 [5] 此为罗振玉为这批敦煌影本所作的跋， 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 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 中华书局， 1989年， 332页 [7]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6年， 364页。 [8] 参看《蔡元培全集》第四卷， 中华书局， 1984年， 309页；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三期， 1925年10月。 [9] 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 1939年， 397-419页。 [10] 1936、194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 [11] 载《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 1950年， 1-24页。 [12] 这些文章后收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 北京三联书店， 1957年版；夏鼐《考古学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1961年；向达编《敦煌》， 学习书店， 1951年；以及《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等。 [13] 稿本曾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上陈列， 见《展览概要》48页。现由笔者整理此书， 有待出版。 [14]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 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 503-504页。 [15] 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载同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年， 2页。 [16]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 553-554页。 [17]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880-881页。 （附记：此为提交1998年5月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编者改题为“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与本文主要内容相符，然本文尚有三、四两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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