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辨伪成果的激增
    这一时期，疑古辨伪已成为时尚。至30年代末，用新观点、新方法投入到古书古史论辨中的学者之众，疑古辨伪的名文卓论之多，都是空前的。仅7册《古史辨》，就收入了从1926年至1941 年国内考辨古书古史的论文多达350篇，共325万字，令人叹为观止。可见当时学者参与古书古史考辨是多么积极踊跃。
    在此期间，辨伪专著也不断问世，较著名的有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齐鲁书社1980年重排），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30年代末，张心澂《伪书通考》一书问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辨伪论著。它以书名为纲，将诸儒辨伪该书之说列其下，引文均注明出处，编者案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也颇便查阅。初版时，全书收录考辨之书1059种，50年代修订再版，又增加45种，共1104种，是目前所见包罗最丰富，也是最完备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
    在辨伪论文方面，《古史辨》中收录的350 篇文章不少是有创见的高论，如第1册中收录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论伪史例书》、 《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论伪史及〈辨伪丛刊〉》等；还有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等。其他有杨鸿烈《中国伪书的研究》（《史地新论》第25-42页，又见《晨报》1924年7月16、17、18日）， 高本汉（瑞典）《中国古书的真伪》（《左传真伪考及其他》）、《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3期，1931年4月）， 普暄《古书多伪之原因》（《女师学院期刊》4卷1-2期合刊，1937年6月），卫聚贤《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跋〉》（北大《国学月刊》1卷7期，1927年10月）、《金縢辨伪》（北大《国学月报》2卷2期，1929年12月）；献玖《〈竹书纪年〉真伪辨》（《史地丛刊》2卷2期，1923年4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蒋善国《〈尚书〉的真伪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7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续考》（《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等等。
    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对古书古史进行考辨，对近代一些史料也注意考辨其真伪。如罗尔纲于1934年秋在《大公报》上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对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中伪诗文进行了考辨，提出了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后柳亚子承认“世所传石达开诗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以供激发民气之用的”。胡怀琛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承认自己为了反对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个太平天国叫黄公俊的人写的诗文，证实了“太平天国文献赝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伪托太平天国文献来鼓吹革命之用”（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6 页）。这种作伪动机虽不坏，但如不弄清，则会造成史料史实的更大混乱。
    二、中国文献辨伪学的缓慢发展
    3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献辨伪学步履维艰、进展缓慢时期。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大片领土沦丧，学者相对集中的院校、研究所、图书馆搬迁流离，典籍文献或遭损失，或被封存，战乱中学者们也难以安下心来考辨古书古史真伪。而自50年代起，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被批判为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是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服务，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古史辨”派虽与之“划清界线”，但仍不免受到牵连，遭到批判。且辨伪又易涉嫌“影射”、“恶攻”，学者们视辨伪为畏途。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批判胡适、傅斯年等人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错误观点”中，“未能正确阐明史料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产生了轻视史料整理和历史考据的倾向”（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一时期， 考据辨伪几乎成了一项无人问津的工作，辨伪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到了“文革”时期，学者动辄得咎，更不敢涉足辨伪，文献辨伪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在这一时期辨伪学也并非完全没有发展，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对《李秀成自述》和60年代对《兰亭序》的辨伪。
    （一）《李秀成自述》辨伪
    自50年代起，《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再次热闹起来，因为它牵涉到李秀成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无耻叛徒，牵涉太平天国起义的声誉问题。而50年代，正是把农民起义作为印证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历史发展动力而格外受到史学界重视之时，因而《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也就自然受到了注目。
    早在40年代，罗尔纲得到广西通志馆从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和其部分照片之后，就着手对它进行考辨。他从《自述原稿》的笔迹、词汇、用词、语气和内容等诸方面进行了长期认真考辨，确认它是李秀成被俘后的亲笔供词。195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辨伪专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他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故意“谀敌伪降”，是李秀成设下的“缓兵苦肉计”，因此丝毫无损李秀成的光辉形象。在5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47年第1版至1962年第9版）都仍把李秀成誉为“民族英雄”、“伟大的英雄”（第425、424页）。他认为“李秀成表示向曾国藩投降，自然不是像反动统治者所说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而是想争取曾国藩的庇护，保存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革命力量，逐渐分化曾国藩与满清的关系，等待时机到来，再度进行反满反外国侵略”（第150页）， 因而书中盛赞李秀成“对太平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贞和高度的勇敢”，“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