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80年代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考辨，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学习三国时期蜀将姜维的伪降，目的是等待时机以恢复革命事业，因此他没有投降，也不是叛徒。二是伪造说。认为《自述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李秀成被捕后身受酷刑，又囚于木笼之中，时值炎夏暑热，李秀成不可能以日书七千言的进度写《自述》。三是半真说。认为《自述原稿》固然是真本，但曾国藩为了邀功请赏或掩饰不可告人之隐，不仅撕毁了部分原稿，并且对其余部分作了删修。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只作了删改，并未撕毁。总之，《自述原稿》并不全真。
    （四）辨伪理论研究的深化
    辨伪理论是辨伪学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促进辨伪学发展提高的催化剂。这一时期辨伪理论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这一时期辨伪理论研究涉及面广，包括对辨伪学的概念，辨伪的范围、意义、任务、方法，作伪的原因及伪书的价值，甚至辨伪的心态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出了不少高质量成果。如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就有相当多的篇幅探讨史料辨伪问题。作者认为不仅文字史料，而且实物史料、口碑史料都有作伪问题。鉴别史料真伪要继承前人的传统，汲取其精华，提高辨伪能力。鉴别史料真伪首先要考察其来源，即考察其原始出处和保存、流传过程；其次要考察史料的制作原料和技术。因为在原料和技术上，一时一地各有特点，许多伪品都有可能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露出马脚来。他还提出可以从史料装帧和外观形式上去考察是否合乎当时的制度、印章、字体、文体等情况。对于一时难以辨明真伪的史料，他提出采取“多闻阙疑”的态度，不要遽下结论。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史料有“真却是伪”、“伪反是真”、“真伪杂糅”三种特殊情况。如“真却是伪”，是指一些以虚伪态度炮制出来的官样文章。如魏晋南北朝历次禅让的书、表，一些不学无术的君主由文人代笔写成的诏诰，袁世凯准备称帝时“公民团”的上书“请愿”等等。从文献上看是真的，但实质上是假的，不能用作真实史料。再如“伪反是真”，是指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伪文献，但在历史上却起到真作用或记载事实却是真的。如武昌起义时有托名孙中山的布告，虽属伪托，却能达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作为革命文献则是真实的。这种充满辩证法的分析，给辨伪很大启示。
    有关辨伪理论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姜亮夫《古籍辨伪私议》（《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杜凯、 佟镇恺《古籍中伪书的辨识》（《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洪湛侯《古籍的考辨》（《文献》1982 年第12辑），施天侔《论辨伪》（《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陈漱渝《作伪和辨伪》（《求是》1988年第5期）， 崔文印《伪书与伪本》（《书品》1989年第4期）， 牟玉亭《古书作伪原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 汤志钧《经史纠误和辩明真伪》（《史林》1996年第3期），等等。
    （五）辨伪手段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辨伪方法的最大进步是开始运用一些现代科技手段，且效果明显。以90年代初对《坎曼尔诗笺》的辨伪为例。《坎曼尔诗笺》在70年代曾轰动一时，据称出土于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遗址，署名“回纥·坎曼尔”，有唐元和十年（815 年）自作诗三首及他在元和十五年（820年）抄的唐代名诗《卖炭翁》等。 由于这些诗作是唐诗最早的手迹，其内容又具有浓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因而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特别是史学大师郭沫若发表了《〈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一文，不仅肯定它为唐代文物，而且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是一件古今罕有的“无价之宝”。大师一锤定音，《诗笺》身价百倍，举凡涉及唐诗、民族文学的书籍、辞典，几乎无一不拨出篇幅予以宣传，甚至还曾入选中小学课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90年代初，杨镰发表《〈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一文。 他通过精心考辨，艰苦调查，反复取证，终于戳穿了其作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郭沫若文章发表之时，有学者如张政烺就曾对郭文提出异议。其中一个理由是《诗笺》中的一些词语如“东家”等是否在唐代已有，如有，是否是“财主”之意。但那时要用人工查询《全唐诗》谈何容易。而当杨镰辨伪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早已将《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输入了计算机。因此，杨镰将有疑问的词语“李杜”、“诗坛”、“欣赏”、“东家”等在计算机中进行检索，为《诗笺》真相大白提供了有力证据。
    （六）找准学科体系的位置
    中国文献辨伪学自本世纪初虽然已基本构建起来，但真正找准自己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还是80年代的事。杨昶在《张舜徽先生辨伪学成就述略》（《华中师大学报》1997年专刊）中认为，这一功劳当属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该文说，梁启超虽然“归纳了辨伪工作的一些理论问题，但在学科上不曾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归属于某一学问范畴”，而“八十年代初，舜徽先生撰成文献学开山之作《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首次拟定了中国文献学理论的基本构架。书中辟专章研讨辨伪学的诸问题，正式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文献学体系。自此以后，不断有多种名称的文献学著作问世，诸书虽在体例、章节上各有异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设有‘辨伪’一目，可见舜徽先生有登高一呼，学者认同的魅力”。
    查近年出版的各类文献学专著、教材，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7年版），张家潘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燕起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版）， 洪湛侯著《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都设有“辨伪”或“辨伪学”一目。孙钦善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也指出：“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解、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他也是把辨伪作为文献学分支学科来对待。在此书中，孙钦善系统论述了著名辨伪学家如刘知几、欧阳修、朱熹、胡应麟、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成就，对各代辨伪特点作了精辟分析。如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伪甚于辨伪。至隋及初唐，则信伪甚于辨伪”，“时至中唐，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才逐步展开”，“唐代中后期的辨伪，揭开了文献辨伪学在宋代更加广泛、深入发展的序幕”。这些看法，都很有见地。最近，又出了辨伪类新著。如邓瑞全等主编的《中国伪书综考》（黄山出版社1998年版）、杨绪敏著的《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文献辨伪学已成为全国不少高校中文、历史、图书情报等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文献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的重要课程。有的高校，如西南师大就为中国古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古籍辨伪”课程多年。有的高校，如华中师大还编写了《辨伪学讲义》（杨昶编写，收入《国学知识指要》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说明在培养辨伪人才上已开始重视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