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塞尔多（1980）在对伊琅哥特做的历史研究中使用的群体研究的方法略有不同。罗塞尔多 认为，“群体研究是针对不同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群体再造了他们自己，他们永久生 存下去，他们修正或突然改变其社会结构”（p12）。与生活轨迹方法一样，群体研究是来自 于社会学（莱德1965），但已在历史研究中应用，旨在对个人的群体之共同目的做纵向分析（麦森以及其他等1973；维利根和林匙1982）。
    在人类学中，家谱方法对于历史重建已被广泛接受，并在工作于非洲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博汉男1952；路易斯1962）。人口统计学史的家谱分析方法最全面的讨论 是班奈特·戴克和华伦·莫利编辑的《家谱人口统计学》（1980）。在引论中，编辑者评价了 家谱的民族志和资料的方法，表明在“报导人”的清单与“记载”中的清单核对时有多少内 容被遗漏了。维利根和林匙（1982）的著作具有同等的价值，他们概述了家谱的种类，家谱来 源的问题以及用于从家谱数据中抽出婚姻与繁殖比率的方法。
    在弗里曼（1979）对于西班牙北部派西哥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应用这种方法的好例子。通 过与报导人的会谈，弗里曼建构了派西哥人的家谱，并将此与人口统计资料相联系。在一篇 解释该方法的未发表的论文中，弗里曼（1981）说道，在收集家谱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数据 被传达--婚姻的政治学，财产传递问题，组合家庭的动力，迁移，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 区之间的关系，谣传和丑闻。她争辩说，这些家谱可以衬托对于文字来源（譬如教堂和民事 档案、纳税记录和地籍图）的解释（1981）。尤其是，它们可以帮助展示某些记录的惯例，这 些惯例会把领养这样特别的行为实践弄的难以理解。文字记录可被用来反向延伸家谱，评估 民族志的描述。人类学家若看到一个较短历史的家系，就会不同意“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这 样的说法，而去更多地考虑这种说法的真实和象征的意义（1981；10）。
    其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欧洲、亚洲和美洲家族史的人们，转向了已发 表的家谱，而不是通过交谈以建构之（麦斯科Meskill 1970；塞宾Sabean 1970；艾恩Ahern1 976；亚当斯和凯斯科夫Kasakoff 1980；奈廷1981；翰雷和沃尔夫1985；克那戴尔Knodel 1 988；奥特那Ortner 1989）。这些家谱通常可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亦用于分析重建 于生命记载的众多家族。
    从家族史到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史
    历史人类学家通常超越了建立在生命文献、人口普查资料、人口记录、以及口头或文字家 谱的数据上的家族重建和人口统计史，以探索其他定性的历史来源，它们有助于理解过去的 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地方人们生活中特殊事件的意义。
    高尔特（Galt）（1986，1991）把家庭人口普查数据与纳税记录、公证的交易数据、公安与司 法记录相联系，以重建18世纪至20世纪在意大利南部艾普林镇的居住模式和社会阶层之面貌 。通过分析记忆的和记载的历史，他能够展示当今经济和社会全景的特别要素的历史深度。 在 讨论各种证据时，他提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那些他们曾作过民族志的地方开始攻击历史的， 这样他们就必须与历史文件的局限性打交道（1991：67）。
    罗森泊格（1988）在一个更具叙事风格的版本中使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以追溯瑞士艾尔畔社 区在国家和资本主义扩张影响下的变迁。罗森泊格使用了一种处理模式，重点分析生计方式 、 市场条件和阶级组成，以此方式她探索了农人怎样处理对他们社区外来的日益变化的要求。 她主要的来源是财产和纳税记录以及遗嘱，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财产关系的很有价值的情况 --土地交易以及阶级组成和不平等的长期趋势。（15）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史学家使 用遗嘱、公证记录和其他法律文件来重建居住模式、家庭关系和价值观以及对于死亡和宗教 的不同态度（奥贝塞克1967；戴维司1973；顾笛Goody等1976；阿利斯Aries 1981；白赫Beha r 1986；克兰Cline 1986；布莱特1991）。他们也分析大量法院的卷宗，以理解印度和非洲 这样的地方殖民主义的结构和意义（曼恩Mann和罗伯特Robert 1991；孔1996）。
    麦德克斯（1993）写的一个西班牙南部城镇（17-20世纪）地方社会政治关系的变迁史比高尔特 和罗森泊格的地方史有更大的手笔。该书分三部分。麦德克斯谈到了宗教、荣誉和赞助的主 题 ，以及它们在旧秩序的传统氛围中怎样塑造了地方社会的精神气质。地方历史攻击了前章所 述的国家历史，强使进贡和外部权威。这个传统和统治的阶段结束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 随之，土地资本主义的势力蔓延，乡村贵族之间和基督教会之间发生了危机。最后阶段是“ 自由主义传统”阶段，西班牙内战之后，阶级社会被改良。麦德克斯在方法论上与众不同的 是，他文笔流畅，每每引用重要的历史、文学或宗教文本，为他论述阿拉西那镇历史上不同 阶段的话语形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铺平道路。
    长期以来，或许近来在历史人类学中地方研究最棒的范例是格利弗和西尔维曼（1995）关于1 7世纪中期至今爱尔兰东南部汤姆斯商城的店主和商人的分析。他们设计的时间框架要求他 们处理不同的数据，在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之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连接。“当我们走进现 代的时候，当档案资料的状况大为改善的时候，当田野数据与资料数据相互交叉的时候，我 们 在描写民族志细节方面或在分析深度方面都有长进吗？”（p9）他们对此做了历史的研究。纳 税记录、土地测量报告、人口普查资料有助于理解克劳姆威尔统治时期的地方性经验，以及 人口是怎样根据种族和阶层进行划分的。教区记事录记载了人口增减的情况，地方业绩数据 展示了经济条件之变化及地方企业之发展。
    格利弗和西尔维曼的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商业名录、城镇计划、商店往来帐户、卫 报理事会和乡村地区议事会的小册子、县报都被用来描述建立在零售业上繁荣的地方经济。 在叙述汤姆斯城1840-1991年政治经济一章谈到了诸如核心边缘和控制地域等分析模式，并 对其提出了挑战。该讨论在这一章中达到了高潮。之后，他们谈到了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 继承权诸方面的问题。三个家族企业的个案史以记录相连和重建的方法为基础，重建于多种 资料来源、口头家族史和报导人叙述之上。它们提供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统计分析。格利弗 和西尔维曼作出如下结论：汤姆斯城在空间上位于欧洲的边缘，因而占据了“在一个特别的 水平上发展统治等级制”的中心位置（1995：339）。根据他们的观点，汤姆斯城并不典型也 不 奇特。它的历史比另一个民族志个案要长久。它对理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我们对于达到 富有意义的理解具有特别的看法--不是通过宏观研究、定量分析和模型，而是在跨文化方 法的场景中进行仔细的、有控制的比较，这种跨文化的方法使用了对于代理人、网络、资源 和利益的经验主义个案研究（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