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备其变理”的理论探索 在把握运动变化的历史,为人们提供全息历史图像,并总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班固还为自己提出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注:《汉书·叙传下》。)的理论任务。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个别事件的变化中总结出相关的道理,供人们学习借鉴;二是用变化发展的眼光,从对历史的考察中,探索出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理论,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根本性的指导。班固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与“备其变理,为世典式”的著述宗旨相结合,促成了《汉书》历史撰述的成功。书中对宗室、外戚势力消长的记述很好地体现出这种结合趋势:宗室势力的消长与分封制度的演变有着直接关系;外戚是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个势力集团,遇到适当时机,必然会发展膨胀,进而威胁皇权。这就是班固从原始察终中总结出来的“变理”。《汉书·匈奴传》既写出了匈奴内部经济、政治、军事演化情况,又写出了秦汉以来对匈奴政策的变化及得失,并引用扬雄的《论纳匈奴》、严尤的《匈奴三策》等文章进行总结。从而为人们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可供取法的成功经验,也是“备其变理,为世典式”的典型例子。 既然历史是有变化的,那么人们的行为自然要随之改变、调整,不能死抱住以往不放,用僵死的东西来拖住新的、活生生的东西。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史观中的进步因素,提出了顺时应变的可贵思想。他的顺时应变思想有两个基本内涵。 其一,是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政策措施和人们的行为,以适应历史的新形势。在系统考察周、秦历史发展过程,并对他们各自的施政特点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他引用严安的话对他们的败亡原因作出带根本性的回答:“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注:《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痛切指明不能顺时更化的严重后果。汉成帝曾有意大举修订刑法,但因“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己。是以大议不立”。班固对此深感遗憾,特别批驳了阻隔这一大事的“法难数变”的迂腐之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庸人不达,疑塞治道”(注:《汉书·刑法志》。)。对于桑弘羊其人,班固是很反感的,对他提出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从根本思想上说,班固也并不十分赞成,但书中却认为这针对武昭时期的社会现状是行之有效的,于是以“据当世,合时变”(注:《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而予以积极的肯定。这些都体现了班固顺时推移的卓越历史见解。 其二,历史的运行既有变化性,又有连续性,因而人们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于前代遗产的取舍。对前代施行有效、至今仍有价值的东西要努力继承,对于前代应用失败或已过时的东西则应大胆更化。这种有因有革的观点体现了班固历史变化思想的丰富性。“汉承秦制”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必然性。《汉书》看到了秦代在职官等政治制度上变革的正确性,因而充分肯定汉对此“因循而不革”是“明简易,随时宜也”(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对于秦代刑法的严酷及“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注:《汉书·食货志上》。)的掠民政策,他却认为必须彻底更改,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班固继承了司马迁“承敝易变”的思想,这是马、班同趣的一个例证。 《汉书》中顺时应变的观点给古代历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的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汉书》中还涉及到了历史变化规律问题。这种涉及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但却是很有价值的。 他赞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注:《汉书·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上》。)的理论命题。在历史考察中,他看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发展到顶点之后,就开始走向衰落,汉代文景到武帝时期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恰到好处地成了这一论证的注脚。而书中阐发的五行学者在对自然界运行进行探索时所作的“物盛必衰,自然之理”(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论断,与此正有互相参证之助。 在《天文志》中,他重申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虽然这对自然界运行的推论过于武断,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事实根据进行论证,但却是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概括总结,是对自然界运行规律的一种积极而大胆的探索。它具有指出自然界处于不断运行状态和自然变化具有周期性特点两个真理性因素。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宇宙观探索中的积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在这段话后面还有“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注:《汉书·天官书》。)的话,表现出了神秘主义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味道。班固则把这段话删掉,使这一理论结论的真理性更为突出,这是班固在史观上对于司马迁的修正。 这一理论成果还具有实践意义。人们在对历史变化大趋势作总结或展望时,往往借助这一理论。后来龚自珍、康有为等人为进行社会变革而构建思想体系时,也都吸收了这一成果而加以发展,形成他们新的公羊三世说,成为有力的社会变革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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