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商君书》的研究多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领域，其历史观虽有少量论著涉及，但大都未能系统论述，而《商君书》的历史观是全书思想体系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它给战国之际法家的变法宣传和变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理论基础。因此，系统而正确地把握《商君书》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全书的思想体系，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商鞅及战国中后期法家学派的政治、经济思想实质。
    一、《商君书》对古史发展的追述
    《商君书》历史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不仅涉及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动力、国家产生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而且对一些具体问题也有详实的论述，大致勾画出我国古代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少的”[1]（P232）。
    （一）历史是进化发展的自然进程
    社会决不是古今如一的“千古一世”或今不如昔的退化，而是在不间断地进化发展着，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自然进程。这就是《商君书》关于人类历史演进趋势的总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把战国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2]三个阶段，三世依次发展，后世紧承前世。“上”、“中”、“下”三字说明作者抓住了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并认识到时间的流动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又从“下世”中分出“今世”，藉以区别历史与现实，“今世”包含于“下世”之中，意味着“今世”是“下世”的自然延伸，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历史是已成为过去的现实。这说明作者不仅已经懂得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发展关系，而且也认识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自然进程。
    其次，从三世说的对比分析可知，历史是一世比一世进化发展的。从人口上看，“上世”是“人民少而木兽多”。后来人口逐渐增多；从人们的生产活动看，“上世”人们“伐木杀兽”，过着渔猎生活，从“中世”开始人们过着“男耕而食，妇织而衣”[3]的农耕生活；从民智发展来看，“上世”和“中世”的人朴实而愚昧，“近世”以降，民智大开，“巧以伪”；从社会组织看，“上世”、“中世”之民“藂生而群处”，到“下世”始设国家机构；从人们的思想来看，“上世”人们“尊尊而爱私”，“中世”人们“上贤而说仁”，“下世”人们“贵贵而尊官”[2]。从以上各方面对比可以看出，三世历史是各不相同的，是一世比一世在前进，历史处于不断地进化发展之中。
    （二）历史发展的动力论
    对于历史发展动因的认识，主要观点有三个：1.英雄史观，即历史发展是英雄人物（“圣人”）推动的结果；2.社会矛盾是历史发展的直接起因；3.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英雄史观是先秦诸子共同的历史动力观，《商君书》中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观点。“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2]可见，正是由于“贤者”的“立中正”和“圣人”的“分定”、“设官”，历史才得以从“上世”进入“中世”，再由“中世”进入“下世”，历史演进的推动力来自“贤者”（“圣人”）。而且官吏、法令、爵位等一系列国家机关和政治制度，也是由圣人制定的。“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4]《画策篇》明确指出此圣人乃黄帝也，“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农耕也完全是圣人神农的杰作，“神农教耕而王天下”[5]。从黄帝以后的“下世”中，书中又列出尧、舜、汤、文王、武王及五霸等一系列英雄人物，他的英雄史观是显而易见的。
    《商君书》虽然承认是圣人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又同时指出历史一世一世的变迁直接起因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上世”时，由于人们纷纷“爱私”，引起人们之间“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随着争夺的加剧，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致使正常社会秩序发生混乱。于是，“圣人”才“立中正，设无私”，推动历史进入“中世”。后来又由于“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无道”，导致社会再次发生混乱，社会矛盾再度激化。为了解决矛盾，“圣人”又“立官”、“立君”，历史也就随之发展到“下世”。可见，《商君书》已初步认识到社会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虽然未能形成完全科学的认识，但注意从社会内部矛盾入手，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是其他各家各派所不及的。
    认识到经济利益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商君书》历史动力观中的闪光之处。它首先从人的本性入手分析，认为“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是“民之情也”。人们为了追求利益，不仅可以无视礼制的规定，甚至可以“犯君上之所禁”，不顾“名辱而身危”的严重后果。人们活着就是为了获利（“民生则计利”）[5]，利益驱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同理，国家的盛衰也是由经济实力的强弱所决定的。古代帝王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富强，也在于他们让人民一心于农业生产，“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6]，“圣人之为国也，人令民以属农”[5]。今世要实现国富，也必须让民众致力于务农，“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5]。只有国家富裕起来了，才能达到“治”与“强”、“富者必治”、“富者必强”[7]。否则，“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结果只能是“土地侵削而不振”[6]，以致亡国。可见，《商君书》已认识到经济（农业）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