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道年间，阮元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下称《阮通志》），历来为史志专家所尊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一代学人梁启超就曾评说：“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道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考明清方志以数千计，《阮通志》为何能位居前列？《阮通志》之价值又体现于何处？这些问题学界似未深究，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一
    要修纂出一部高质素的省志其实并不容易，它必须具备许多主客观的条件。对此梁启超也曾作过颇有见地的专论，他说：“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著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从《阮通志》修纂之背景看，它显然是具备了这些成功因素的。
    第一，关于“盛世修志”的问题。清王朝自康熙继位后，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经济亦已复苏，为了巩固全国统一大局，促进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要地方志修纂的工作。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要求各省纂修通志，以作汇辑《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允其所奏，诏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注：（康熙）《山西通志·条议》，转引自刘纬毅：《中国地方志》，第104页。）。雍正六年，雍正又下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雍正还把修志质量之优劣，作为对督抚职任的考核内容。“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注：《清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后，清代便形成了方志60年一修的惯例。查阮元之前，清代广东已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修志活动。其一是金光祖监修的《广东通志》，他接旨后于康熙十二年秋开局纂辑，前后历时3年，尝称“三易其稿”，至十四年稿成，凡30卷。但当时由于金光祖本人一度“附逆”的问题以及“三藩之乱”所引起的形势变化，使金志一直拖延至康熙三十六年才得以刊刻面世。其二是郝玉麟监修的《广东通志》，他奉旨后于雍正八年六月设局纂修，翌年五月全书告竣，共64卷。按理说，乾隆朝亦应进行省志的重修，事实上乾隆帝早于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即已发出上谕：“《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亟应移取各省通志，重加纂辑，以成全书。”（注：《清高宗实录》卷722。）然此事却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禁书与禁忌太多而一直被拖延下来，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国史馆为完成《一统志》的重编任务，再次行文敦促各省呈送本省通志以备“采择”，故嘉庆末年遂有修志之举，究其实则是乾隆朝修志工作的“补课”。
    阮元监修《广东通志》是在嘉道年间，此时清朝之国力虽已大不如康乾时期，但在统治者眼中仍不失为“盛世”。如他们在刊印《嘉庆一统志》时就公开宣称：“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于今二百年。”（注：（嘉庆）《大清－统志·序》。）依然是一派自负心态。盛世修志，督抚责无旁贷，向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的阮元自然更乐举此业。嘉庆二十二年九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事，嘉庆二十三年底即奏请纂修《广东通志》。他在奏章中称：“臣等检阅《广东通志》，系雍正九年所修，阅今几及九十年，其间沿革损益甚多，且原书体例本未尽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冗蔓舛驳，应即乘此查取事宜之时，将《通志》详加纂正，以事宜为《通志》张本，即以《通志》为事宜总汇，既上供史馆採择，而下备本省掌故，实为一举两得。”（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奏章经嘉庆“硃批”后，阮元于嘉庆二十四年初设立志局，正式开始了重纂《广东通志》的大业。可见阮元修志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与“盛世”联在一起的。
    第二，关于阮元在修志中的领导作用。历来官修史志，其监修者大多以官位挂名。然阮元则不同，其居中之领导作用是相当突出的，阮元自身渊博的学识、丰富的从政以及学术经历，更是《阮通志》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去世后赐谥文达，故后人多称之为文达先生。阮元从乾隆五十四年成进士，到道光十八年以老病致仕，经历了整整50年的为官生涯。在督粤前曾历任编修、詹事、山东学政、浙江学政、礼部、兵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兼国子监学、浙江巡抚、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出任两广总督可说是他仕途的顶峰。阮元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而且是一位具有很高造旨的学术大师。在监修《阮通志》之前，阮元编撰、整理及刻印之典籍甚丰，主要有：《考工记车制图解》、《石渠宝笈》、《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小沧浪笔谈》、《经籍籑诂》、《畴人传》、《两浙輶轩录》、《衡文琐言》、《两浙防护录》、《淮海英灵集》、《十三经校勘记》、《皇清碑版录》、《瀛舟书记》、《十三经经郛》、《海运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国朝儒林传》以及《浙江通志》等，阮元晚年曾颇为自豪地说：“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注：阮元：《揅经室续集》卷10《和香山知非篇》。）又云：“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如蠹鱼”（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8《纪文达公逸事二则》。）可见在阮元心目中，其学术成就是重于政绩的。事实上阮元之著述及刊刻之典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曾经评说：阮元在“训故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均有建树。“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注：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载《阮元年谱》附录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今人侯外庐先生也说：“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7页。）
    阮元不仅具有十分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确实为纂修《广东通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其一，《阮通志》的体例结构是他亲自删定的。正如他在《序言》所说：“元涖两广，阅《广西通志》，乃嘉庆初谢中丞啓昆所修，喜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于是，确定新修通志“大略以《广西通志》体例为本，而有所增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其二，《阮通志》参修底本也是阮元选定的。考广东之有通志，实始于明代，在《阮通志》之前，曾有过5部不同年代的省志，即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的通志初稿40卷；嘉靖三十六年黄佐所撰的黄志70卷；万历二十九年郭棐所纂的郭志72卷；康熙十四年金光祖所修的金志30卷；雍正九年郝玉麟所修的郝志64卷。经过阮元之精审与比较，他认为：“各书多就残佚，惟黄志为泰泉弟子所分撰者，体裁渊雅，仅有存本，今求得之，备加採录。”（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通志》正是根据阮元这一意见决定以《黄通志》为参修底本的。其三，修撰《阮通志》的主要成员，如提调、总纂等均由阮元选定。阮元在上疏请求设局修志时就作出提名，“委粮道卢元伟为提调，延辛卯翰林原浙江温处道陈昌齐、辛酉翰林刘彬华、江苏监生江藩等分任纂校”（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及至开局时，提调增加了高廉道署督粮道叶申万，总纂则增加了翰林院庶吉士谢兰生。至于提调一职主要是以行政、财政角度确保修志能顺利进行，这对于整个修纂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其四，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也是阮元一手筹措的。在奏请设局之时，阮元称：“所有经费等项，俱系筹捐撙节办理。”（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至于这次修志所耗资财多少已难考究，但从其庞大的修纂人员名单，严格的分工，浩大的卷秩来看，想必数目不菲。此外，阮元还自始至终关注《阮通志》的修撰进度。道光二年，《阮通志》纂成，阮元即上《奏为纂修广东通志告成恭缮正本敬呈御览》，并表明除正本送呈御览收归史馆外，还打算“起紧刊刷”（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阮元原预计修新志“约计一年余可以成书”，然实际上共耗时3年有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证成书之质量。从上述可见阮元之署名《广东通志》“总裁”并非凭藉粤督职位浪得虚名，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名责相符的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