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阮通志》编纂之能获得较高质量，除阮元本人居中领导作用外，其编纂班子组成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从实际情况看，是志的具体修撰者绝大多数是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人。查在《阮通志》中有署名的编撰者共32人，他们是：总纂陈昌齐、刘彬华、江藩、谢兰生；总校刊叶梦龙；分纂吴兰修、曾钊、刘华东、胡僔、郑灏若、余倬、崔弼、吴应逵、李光昭、方东树、马良宇；分校许珩、韩卫勳、江安、谢光辅、熊景星、黄一桂、吴梅修、郑淳、赵古农、郑兰芳；收掌虞树宝；绘图李明澈；採访冯之基，仪克中；掌管謄录钱漳。咸丰七年，《阮通志》初版毁于中外战火，今天我们通常见的版本是同治三年重新制版刊印的。参与再版重刊工作的共6人，他们是：总理梁纶枢、陈日新；总校史澄、谭莹、陈澧；收掌谭懋安。在上述名录中，有些是早已成名的硕儒；有些是初露峥嵘的新秀俊彦；有些是随阮元入粤之外省籍名士；但更多的是粤籍文化精英。他们当中有些虽是未有科名的监贡生员，甚或还有道士布衣诸色人等，然而他们大多学有所长，或通经懂史，或能诗善文，或精于舆地，或熟谙掌故，从而被阮元罗致局中，通过修志一展其才。这也说明阮元在识拔人才方面不重科名而重实学。下面仅就其中几个关键人物作一评述。
    陈昌齐，字宾臣，海康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授官编修，曾充《三通》、《四库》、国史诸馆纂修官。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兵科、刑科给事中，浙江温处道等职，嘉庆十四年致仕。赋闲家居，受雷州知府礼聘主修《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具有相当丰富的修志经验。陈昌齐自言，他修志“志人志地，均详细考订，无有舛互而后笔于书”。“有采之旧志者，则注明出处，不敢掠美云”（注：陈昌齐：《续修雷州府志序》，载（光绪）《雷州府志》。）。陈昌齐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修志方家，且长于考据及舆地之学在天文历法等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曾撰《天学胜说》、《测天约术》等书，受到当时汉学大师戴震、邵二云、王念孙等人推许（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99页。）。阮元礼延陈昌齐为首席总纂，是看重其渊博学识及丰富经验，并尊之为翰林前辈。
    刘彬华，字藻林，番禺县人，嘉庆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应是阮元晚辈。刘彬华“恨先父卒不及见，以母老多病”，请假归省，不复出。在广州主讲端溪、越华两书院，在粤省学坛颇负盛望。刘彬华不仅以诗名，撰有《玉壶山房诗钞》，并选粤人诗辑成《岭南群雅集》；而且也是修志名家，曾主修《阳春县志》和《阳山县志》。刘彬华积极关心地方建设，尝称：“地方事之有利于民者，彬华以为言”，“粤中大吏皆礼重之”，“会修通志，修贡诸举，皆彬华赞成之。任事不辞劳，亦不与人争交”（注：（同治）《番禺县志》卷45《列传·刘彬华》。）。刘彬华是一位既有学问又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在“文人相轻”积习的氛围下，他在志局中的实干及居中协调的作用实不容低估。谢兰生亦博学多才，以诗文书画见长，为当时粤省著名的鉴藏家和教育家，迭主粤秀、越华、端溪、羊城四书院讲席，以作育英才而受阮元赏识，故得以共襄纂修省志之盛举。
    说到“文人相轻”，志局中的江藩与方东树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事例。两人的争论，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激烈交锋，正是与《阮通志》修撰的同时期进行的。江藩，字子屏，号闻堂，江苏甘泉人。仪征与甘泉相邻，阮元与江藩可说是“同里同学”，关系早已非同一般（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江藩科途不畅，以监生身份终，但学术上却颇负盛名，以治戴（震）、惠（栋）之学著称。年十八撰《尔雅正字》，深受学界称道；作《河赋》数千言，人争传录；撰《高宗诗集注》，由大学士王杰进呈，获乾隆赏识，本拟召见晋用，恰逢林爽文攻陷台湾，召见一事遂罢。学术上江藩极力宣扬汉学而贬损宋学。曾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汉学之颂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又著《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和《国朝宋学渊源记》，对宋学任情贬损。以致后人评说：“郑堂宗汉学，而是书记宋学渊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无蹈瑕抵隙之意。至罗台山孝廉传，痛诋之几无完肤，其人苟无可取，亦何必为之立传，甚矣！”（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然基于学术观点一致及“同里同学”诸原因，阮元显然偏爱江藩。先是出资助藩刻印上述3书，并亲自为《国朝汉学师承记》作序，备加赞扬。次是江藩幕金优厚，仅修志一项，“书成，修脯累千金”。但江藩生性狂放，不仅“千金随手挥霍略尽”，且“每被酒，辄自言文无八家气，对目为狂生”，甚至对阮元“亦颇有违言”，对此阮元从爱才出发亦予以容忍（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面对阮元的偏爱，江藩的狂放及其对宋学的攻讦，便激起了以宋学传人自许的方东树的强烈不满。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主人，桐城人，亦未有科名，以诸生身份终。方东树饱览经史，兼擅诗文，阮元重其才，聘之为《阮通志》分纂，次年又入新建学海堂讲学。章太炎曾说，此人“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注：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为了反击江藩对宋学的贬损，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逐一抨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列的汉学大师，并且指出：“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竟欲咀嚼”。进而指责汉学“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三联书店1998年版。）。考清朝前期虽提倡汉学，但仍尊奉宋学为正宗，科举选士，均以程朱之学为依据。显然方东树之辩已有点超出学术争论范围，把阮元、江藩等人尊崇黄宗羲、顾炎武之学说成势必“为害于家国”、“歧于圣道”、“乱经叛道”。按方东树自序落款，可知《汉学商兑》当成书于道光六年。而这一年，正是阮元奉旨迁任云贵总督。这一迁调，应看作是阮元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当阮元离粤时，方东树还特意送阮元《汉学商兑》一书，意图说明正确是在自己一方。我们之所以回顾这段学术史上的公案，并非是要对阮元、江藩与方东树之间关于汉学、宋学是非之争作出裁断，而是要说明阮元在组织志局班底时对于各种学术流派（包括与自己见解相左的流派）是兼收并蓄的，在修志过程中学术争论是自由的，决不搞“一言堂”，这就有利于编出高质素的新通志。
    通过修志，阮元不仅让宿儒们继续有所作为，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曾参与修志的曾钊、谭莹、陈澧等人，后来都成为晚清一代硕儒。阮元通过创办学海堂从教育上培养学术人才，又通过修志从实践上加以锻炼，从而为近代岭南学坛人才辈出以及广东学术文化大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意义实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