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上所述，阮元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确实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然《阮通志》优长之处何在？其特点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阮通志》的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阮通志》共334卷，分“训典”、“四表”、“十略”、“二录”、“九列传”和“杂录”。其中训典辑录清代皇帝的训谕；四表分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封建表；十略是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海防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古迹略；二录是宦绩录、谪宦录；九列传包括人物传、列女传、耆寿传、方技传、宦者传、流寓传、释老传、岭蛮传、外蕃传；另加杂录。
    若将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与谢启昆《广西通志》相比较，不难看出《阮通志》大体上是参照谢启昆之《广西通志》。其原因是这种体例布局合理、层次清晰，既照顾溯本追源，又整体反映现状。不过《阮通志》也有损益，主要在省去《土司传》，增加《海防略》和《杂录》。笔者认为，这一增损是完全符合广东实际情况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明清广东政区，有着全国最漫长的海岸线。《阮通志·海防略》分“东路、中路、西路、图、兵船、占验、水醒、水忌、风信”等目，共2卷。《海防略》详论了历代广东海事、各路要塞关防、攻防战守诸事，而最有价值的是附图20张。明清广东海疆乃多事之秋，先是倭寇窜扰，后是西方殖民者东来，加上东南亚及浙闽广沿海诸色海上武装集团的猖獗活动，从而引起明清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各类海防图志便不断涌现。而阮元显赫政绩大多与巩固海疆有关，及其督粤更不例外。阮元甫抵任即“往海口阅兵，登沙角砲台阅水师，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过零丁，鸡颈诸外洋，遍观内外形势及澳门夷市情形”。经实地视察后即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砲台，与镇远、横当砲台构成“重门之势”，扼珠江口之咽喉（注：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阮通志·海防略》正是其精华所在，所附海图20张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军事实用价值，至今仍是了解鸦片战争前夕广东海防的重要史料。然而长于广东史志研究的林天蔚先生却对此批评说：“《海防图》是图似袭自明代《粤大记》、《武备志》、《筹海图编》、《苍梧总督军门志》等，但未书名。”（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4页。）笔者认为林先生这一批评实欠公允。凡属舆图均存在形似问题，关键在于位置标识及其准确度。我们认真对照了林先生所示诸书与《阮通志》中的海防图，不难发现《阮通志·海防图》比其他诸图优胜许多，准确得多，甚至比康熙年间进呈的《广东舆图》还要精确。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抄袭的问题。查《阮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李明澈之手。李明澈乃广州纯阳观道士，入志局前已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曾著《圜天图说》等，至今纯阳观内仍留有李明澈所用古观天象台遗址。阮元力邀李明澈出山参与修志，正是看重他具有渊博的天文地理知识。事实上阮元对《广东通志》中大量增加地图颇为自负，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故《阮通志》所附海图之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阮通志·杂录》一目，则属创新。我们知道，作为一省总志，章目分类无论如何细密，也不可能总括天下所有事，总会碰上一些很重要而无所归类的事物。创《杂录》一目便能完善地解决这一难题。过去人们对《阮通志·杂录》重视不够，以为只是记载些离奇怪诞事情。其实，只要我们细心披阅，还是可以发现不少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过去人们在论及韩愈诗《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时，以诗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断定岭南无雪，故诗不在广东蓝关时作。其实，唐代广东常有雪，《杂录》载：“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杨子，汉议郎杨孚也”。这就是唐代广州下大雪的有力证据。又如，珠江三角洲一带盛产一种类蟹小动物“蟛蜞”，专食水稻禾蕊，危害极大，当地有养鸭农夫饲鸭专食蟛蜞，鸭粪还有肥田作用。然明代成化年间两广总督韩雍“不知鸭埠乃所以利农也，疑埠主为豪户，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自此蟛蜞失去天敌，肆虐为害，致水稻失收，养鸭户又顿失生计，于是农夫、鸭户“合党并力以拒官兵”，演化成农民暴动。其后，“陈巡抚主议复洪武间鸭埠之制，定地为图，法极详密”，才平息了动乱。《杂录》不仅详载此事，而且指出此乃“百世可式者也”（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1《杂录一》。）。此外，《杂录》一目还记述了不少粤省自然环境的变迁、岭南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统治者失察民事的事例，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与肯定。
    第二，《阮通志》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其选材十分广泛。阮元说，除各种方志外，“元家藏秘籍，如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书，亦多采录，是以今志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而沿革、选举、人物，前事、艺文、金石各门亦皆详核”（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然至今尚未见有人整理出《阮通志》所征引的全部书目，因而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我们仅就《舆地略·风俗》一门（卷92和卷93）进行整理以作说明。在这两卷中，《阮通志》征引的府州县志共达65种；征引其他重要典籍则有：徐坚《初学记》、桓宽《盐铁论》、《文选》、《太平御览》、任昉《述异志》、《通典》、欧阳询《艺文类聚》、《朝野佥载》、刘恂《岭表录异》、赵德麟《录》、吴处厚《青箱杂记》、蔡条《铁围山丛谈》、黄瑜《双槐岁抄》、朱彝尊《明诗综》、李调元《粤东笔记》、王勃《净慧塔》、段公路《北户录》、李昴英《重修南海县志序》、王中行《迁学记》、《天山草堂集》、《大清一统志》、李渤《司空庙碑》、余靖《武溪集》、《舆地纪胜》、《明统志》、《太平寰宇记》、《东坡诗集》、杨载鸣《郡志序》、《昌黎文集》、吴震方《岭南杂记》、《包孝肃集》、《地图综要》、孔镛《城隍庙记》、徐兆魁《曾公祠记》、李元畅《演武亭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国史补》、苏辙《颖滨集》、张栻《思亭后记》、苏轼《伏波庙记》、《东坡志林》、尹凤歧《泷水县记》、陈献章《学记》等，共43种。仅此两卷征引文献即达一百余种。阮元所称“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看来决非诳言。如现存广东最早的摩崖长篇石刻《罗定龙龛道场铭并序》就是由《阮通志》首次收入文献之中。《阮通志·金石略三》载：“《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金石家皆未著录。”是阮元派仪克中亲访，此铭才得以大白于世。该铭全文达1213字，是了解唐代历史及广东开发史、佛教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阮通志》还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诗文证史”和“金石证史”的手法。如《阮通志》利用了《曲江集·开大庾岭记》和《张九龄神道碑》，重新确定了开岭始于唐玄宗开元四年，纠正了《新唐书》上的开元十七年的错误说法（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01《金石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