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国家产生的论述
    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历史发展中的质的飞跃。先秦诸子对国家的产生问题多有论述，而《商君书》中同样也有独到见解。
    第一，关于国家产生的时间。《商君书》认为，国家不是自人类一开始就存在着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上世”时，民藂生而群处”。用现在历史学术语讲，就是那时人们生活在群居或氏族、部落组织之中。到“中世”，这种状态仍没有改变，“刑政不用”，“甲兵不起”[3]，国家机器仍没有出现。“上世”和“中世”也即所谓的“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当历史发展到“下世”，圣人“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立禁”、“立官”、“立君”、“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4]可见，国家机器到“下世”才出现。国家的产生又是历史进入“下世”的重要标志。这说明《商君书》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出现并非与人类同步，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
    第二，国家产生的原因。《商君书》认为国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圣人”（黄帝）的重要作用。由于“圣人”（黄帝）分定、“立禁”、“立官”、“立君”、“列贵贱”、“制爵位”、“别君臣上下”，从而创立了各种国家机器和等级差别。可见，国家完全是“圣人”一手制造出来的。这是《商君书》从英雄史观出发所作出的结论。其二，国家的产生是现实需要的产物，是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虽然它承认国家是“圣人”创造的，但它又认为国家不是“圣人”凭空臆造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因为“中世”上贤，人们“久而相出无道”，导致社会混乱。同时神农之后又出现“以强胜弱，以众暴寡”[3]的现象。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平息混乱局面、拯救民生，“圣人”才因时而制国家。“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是因为“民乱而不治”；“分五官”是因“地广、民众、物多”；“立法制、为度量”是因为“民众而奸邪生”。[4]可见，各种国家机器都是现实社会需要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
    二、关于《商君书》历史观的评论
    《商君书》的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对历史的论述是为其政治、经济学说服务的，加之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境界，但作为时代精英，他们的历史观中也不乏智慧之光，许多认识不仅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而且有的几近科学。
    第一，评《商君书》进化的历史观。书中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不能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质的飞跃。这说明它没能真正抓住社会性质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曾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但分期的本身，不仅反映出它认识到历史进程是一个前后相继的、不可分割的、自然的进程，而且也说明它已经认识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不仅存在着量变，更存在着质的变化，质变比量变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商君书》“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去肯定历史的变化发展，肯定古不如今”，同时“又注意了不同时期的特点而给予阶段性的划分，在当时都是相当进步的”。[8]比老子、孔子、庄子等人的历史退化论，孟子的“千世一世”、只有量变而无质变的历史变化论等，都进步得多，已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历史进化论是《商君书》历史观中最为闪光处之一，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性思考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应正确看待《商君书》的英雄史观。书中极大地夸大了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来源于“圣人”，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商君书》不仅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重要作用，而且把他们置于历史前进的对立面。“中世”贤者之所以要“立中正，设无私”，是因为人民“以别、险为务”，以致社会发生混乱。“下世”圣人之所以要“分定”、“立禁”、“设官”、“立君”，又是因为“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无道”，社会再起混乱。可见，它认为民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只有消极作用，是圣人挽救了人民和社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书中提出了一整套愚民措施，从思想和行为等方面全面箝制人民。《商君书》的英雄史观不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未能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及其后继者，不应作出不合实际的苛刻要求，不能超越时代去评价他们，更不能对英雄史观一笔抹杀。虽然英雄史观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但它与商周之际言必曰上帝，行必称天命的神秘主义天命观相比，用人的活动来代替神的意志，圣人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它承认历史是由人而不是由神创造的，主宰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这一认识无疑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另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商君书》英雄史观中的一个独到见解。在承认英雄创造历史的同时，又给它提出了限制条件。认为英雄（“圣人”）不能无条件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前所述，“圣人”推动历史由“上世”进入“中世”，再入“下世”，以及国家机器、等级制度的创造等等，都必须是发生在社会矛盾激化，正常社会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也正是由于社会矛盾发展的需要，“圣人”才能推动历史变迁。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君书》又从英雄史观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已在初步探求英雄与时势的关系。“这种分析与科学的历史观还有遥远的距离，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在这种认识中包含着科学历史观的萌芽，是人类走向科学历史漫长道路的起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