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今略古的思想倾向
    班固对古今之变的考察与研究，有稳定的思想基础，显示出一定的理论价值。史学职业提出的观察历史运动的特殊要求，必然会成为史家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动因，一个高水平的史学家总会或多或少从历史运作中体味出其中的真正韵味，从而对历史运动做出某些接近真实合乎规律的阐释。班固作为一个正宗思想较浓、又有很强现实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在思想上确实受到董仲舒天人合一神学思想体系的很深影响，并在《汉书》中有所体现。但也许由于上述原因，在对历史动作趋向的解释上，他却对董仲舒“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注：《汉书·董仲舒传》。）的不变论作了理论修正。基于重今略古的思想，他肯定了历史的发展进步，并对复古倒退思想做了较有力的批判。
    在具体讨论前，我们先要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这样一个怪现象，自从孔子抬出三代，试图托古改制后，人们养成了向后看的思维习惯。三代似乎成了最理想的时代，人们评判是非也往往以三代为标准。在这种占压倒优势的思想倾向下，就是进步的思想家也往往打出尊崇三代的幌子来宣传自己的进步主张。这为评价古人思想带来了一定困难，我们要想判定其真正价值，必须拨除“尊先王”的翳障，而看其精神实质。在《汉书》评论中，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这一原则。
    我们说《汉书》的基本思想倾向是重今略古的，并非无根之谈。对于文景时期的治绩，班固十分欣慕，在书中详细记述了此时经济繁荣、人民康乐和社会蒸蒸向上的兴旺景象。从中我们大可体味出他倾心赞美的热忱。可他犹意有未尽，非要在《景帝纪赞》中公然唱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赞美诗来不可。成康是周代的全盛时期，也是儒家认为理想的社会阶段，连孔子这样抱负远大的政治家也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慨叹，把周初当作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社会。对于正宗思想很浓，又以循规蹈矩著称的班固来说，如果没有对文景时期与成康时期社会状况的比较，没有深切的历史感受与卓绝的历史眼光，他是不会作这样并列评价的。宣帝时期的社会，在武帝穷奢极弊之后，又有了新的转机，重新出现了繁荣景象。此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班固对此也深有了解，可这并未影响他对“宣帝中兴”作出“侔德殷宗、周宣”（注：《汉书·宣帝纪赞》。）的总体评价。可见所谓的殷代武丁和周代宣王中兴，在他心目中并没有多少神秘感，宣帝时的中兴完全可以与之媲美。在尊先王意识占有支配地位的汉代社会，能够抬出后王来与之抗衡，这反映了班固历史见解的通达，说明历史发展的观点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至于“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注：《汉书·叙传上》。）的评价，更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后王优于前王，历史是在发展前进的进步史观。
    班固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所以没有背上先王的沉重负担，对于冲破先王羁绊的改制措施，他一般都积极加以肯定。周景王时因为钱轻，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所以景王打算另铸大钱。单穆公以先王货币制度的一大番道理为由加以反对，并警告说：如不听他的劝告，违背先王之法，则“竭亡日矣”。景王未听他的迂腐说教，“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澹不足”，结果是“百姓蒙利焉”（注：《汉书·食货志下》。）。班固在叙述货币制度之首，使用这个事例，雄辩地说明：先王之道有些已不合于发展了的历史实际，只有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来决定政策，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对于商鞅变法，他明言这不合先王之道，但在多处强调变法对于秦国富强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用有力的事实论证了要顺应历史发展，不应泥古不化。
    班固还对复古倒退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书中用对王莽复古改制失败的生动记录，集中论证了复古必败的道理。王莽是个仰慕先王之道的复古迷。他篡位前后，处处模仿经书中记载的上古模式，在地方区划、土地、货币、职官制度等方面，都照搬《周官》等古书记载，上演了一部部复古闹剧。结果是四处碰壁，把原本尚有条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搞得一塌糊涂，使得社会动荡，人怨鼎沸，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书中对币制更改始末的记载，是复古必败的一个典型写照。王莽居摄时，就模仿周代子母相权之法而造大钱。篡位后“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而“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注：《汉书·食货志下》。）。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加速了他的灭亡。
    对于他复古改制的失败，《汉书》以复井田为例，引用区博之言作了总结：“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注：《汉书·王莽传中》。）这是对王莽改制必然失败的告诫，也是对复古本身必不可行的切实说明。《汉书》对王莽临近灭亡犹照搬古书，乞求对策的描写，更是对复古作法的辛辣讽刺。当新朝政权内外交困，分崩离析之时，“莽愈忧，不知所出”，听信了崔发“《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周易》称‘先号啕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之言，“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餐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注：《汉书·王莽传下》。）。幻想靠古人的办法产生回天之效，读后令人捧腹。而王莽因泥古不化，终遭灭顶之灾的深刻教训，也就通过这生动、精彩的描写深深印入了读者脑海。
    班固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深刻说明了：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调整人们行为与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复古倒退必然遭到失败的道理。
    《汉书》在对待历史趋势的看法上，坚持了今胜于昔，历史是在变化中前进的进步观点，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历史研究工作，准确地传达出历史的动态与趋向，提出了一些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的见解，丰富了古代的历史思想。对于通古今问题，《汉书》有着自觉明确的认识，而且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这一点上，班固较之司马迁，似乎并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