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乔治·柯林武德（1889-1934），是英国考古学家、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柯林武德青年时代，就读于牛津大学。1912年，成为牛津大学导师，此后，长期在牛津和剑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他早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纯哲学方面，后来兴趣转移到了历史理论方面上来，他认为，哲学研究要深入一步，就非有认真的历史探索不可，由此，他写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近年来，他的史学成果被逐渐地介绍到我国，受到了史学界的注意。这样一个在世界史坛很有知名度的学者，在史学上的造诣必有其独到之处。柯林武德在其史学代表作《历史的观念》（该书是柯林武德去世后，由其学生、友人诺克斯编辑出版的）中所提出的“构造性的历史学”，就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的理论问题。
    （一）
    所谓“构造性的历史学”，柯林武德又称之为“历史的想象”，或称为“先验的想象”，并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有专题进行阐论。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是自律的，而这种自律更为清楚的表现“就见之于我所称为的历史构造中”（见《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68页）。他解释说：“历史学家的权威们告诉了他一个过程的这种或那种形态，却留下了中间的形态没有加以描述，于是他就为自己插进了这些形态”（同上268页）。 “我把构造性的历史学描述为是在我们从权威们那里所引用来的陈述之间插入另一些为他们所蕴涵着的陈述”（同上，272页）。 这些蕴含在权威们的陈述（即事实）之中的东西，是怎样为人们所知道的呢？柯林武德说：“他们却什么也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都以完美的良知而插入了这一点”（同上，273页）。柯氏认为，这种插入的办法有两个意义深远的特征。“首先，它绝不是任意的或纯属幻想的，它是必然的，或康德所谓先验的”。“如果我们的构造并不包含任何不为证据所必须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一种合法的结构，没有它根本就不会有历史学”（同上，273页）。其次，以这种方式推论出来的东西， 本质上是某种想象出来的东西。柯氏将这种既是在进行想象，又不是任意的或纯属幻想的具有双重特点的活动，称之为“先验的想象”。认为正是这种活动沟通了我们的权威们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裂隙，赋给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的连续性，而这种想象力“严格说来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同上，273页）。柯氏将这种想象力置于历史研究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认为是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觉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也同样是历史学所不可缺少的”。概而言之，“这就是历史的构造的全部所进行的活动，它不是作为幻想在随心所欲地活动着，而是以其先验的形式在活动着”（同上，274页）。
    我们举出柯林武德关于构造性的历史学的论述，目的是要对其作一宏观上的考察，也只有把这一理论与柯林武德总的史学理论体系联系起来看，才能从宏观角度对构造性的历史学的性质予以评价。
    柯林武德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没有思想的活动不能成为历史的内容。以此为标准，使区分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历史与非历史的活动。“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因此，比如说一部传记，不管它包含多么多的历史，都是根据那些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反历史的原则所构成的。它的范围是生物学的事件，是一个人类有机体的诞生和死亡；它的框架因此就不是思想的框架而是自然过程的框架”（同上344页）。 既然思想成了历史学所要认知的唯一对象，那么，又通过什么途径去认识那些所努力要发现的思想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它们”。因此，历史学不依赖记忆，不依赖权威们的陈述，也不怕缺乏关于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信息，“历史学家是能够重新发现已被完全忘记的东西的，他甚至能发现直到他发现以前，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同上270页）。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依靠“构造的、想象的”方法。柯氏举例说：“要想知道凯撒是根据什么思想去行动的，就要为自己想象凯撒所处的局势。他强调说，历史学不过是“心灵的知识”，“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同上244页）。由此可见，在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重演过去的思想即历史的过程中，“构造”或“想象”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方法和环节。在柯氏看来，没有这一环节、历史学也就不能成立了。依靠“构造”“想象”，才能编织出关于某一时期或某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弥补那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古人思想的断袭带。这也正是柯林武德一再强调历史学家的心灵所应具备的能力，否则，心灵就无法完成“重演”的任务。那么，心灵是怎样运用“必然的”或“先验的”想象去完成重演古人的思想即历史的任务呢？柯氏认为：只有在历史学家以他自己心灵的全部能力和他全部的哲学和政治的知识都用之于这个问题时，这种重演才告完成。可是，这“全部能力”和“全部的哲学和政治的知识”是否包括了“必然的”或“先验的”知识呢？如果包括，那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某一时期的历史（即便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或“先验性”的知识又是怎样获得的？倘若说，这要靠对于历史实际过程进行研究才能获得，那就一定会被柯林武德所激烈反对：“首先，并没有一种特殊的过程叫作历史过程，然后也没有认识这一点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叫作历史思想。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过程，而且它只是作为各种心灵而存在”（同上257页）。 “历史的知识是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因此，它的对象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不是在认识它的那心灵之外的某种东西”（同上247页）。这里，林氏彻底否定了客观历史的存在，他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心灵的自我认识，而那些关于古人历史的“必然的”或“无验的”知识，早就囊缩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因此，构造也好，想象也好，那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功能而已。既然“构造”、“想象”成为心灵的功能，那么，它也就成了主观（或心灵）随时都可以用来解释历史的手段，而构造性的历史学从性质上说，就成为心灵的产物。如果说它还不是纯属幻想的话，也只能是从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出发并因而使历史限制在他的知识水平之中；如果说它是必然的，也只能是历史学家心灵中某种固执的偏见的反映。要之，构造性的历史学抛弃了客观历史而不顾，它不过是以当代人用当代的思想对所要构造的对象的纯粹的想象。可以这样说，柯林武德从来就没有把“构造”或“想象”置于任何实在的历史现象的固定点之中，它仅仅是以心灵的必然性编织并重演古人思想的主要方式。
    尽管如此，“构造”、“想象”学说的提出，对于史学的发展还是很有启发的。在柯林武德以前，构造、想象这些思想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但不是没应用于史学，就是没能形成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柯氏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构造性的历史学”，这在史学理论上应当承认是一个勇敢的尝试，虽然它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但它毕竟提出了史学研究一种有用的形式。尤其在实证主义自以为把历史学变成了科学、史学家们崇尚剪刀加浆糊的年代里，这个尝试更具有某种突破意义。
    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学当作是处理事实而且仅仅是事实的学问，认为史实是早已独立存在的，与史学家无关，对它既不能删改也不能增添，历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是记忆和权威，如果史实出现了裂隙与空白，那就只好缄口不言了。对此，柯林武德予以激烈的批判。他认为，历史学家的思想是自律的，而构造性的历史学就是这种自律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构造”与“想象”，一直是贯穿在历史学家的工作过程之中的。“他关于他的主题的图画，虽则可能部分地是直接由他的权威们那里所征引的陈述组成的，但也是由那些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自己的方法的准则和他自己对于相关性的信条而从那里面推论出来的陈述所组成的”（同上269页）。这就是说，对于某些历史的空白，我们也能以历史学家的想象即自律而构造出来。柯氏的这些论述，是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公开挑战，它冲击了实证主义史学死板、狭隘的学风，使人耳目一新，人们开始看到，在被实证主义绝对看不起的方面，史学竟还有没开发的一片荒地，这就是史学家的思想自律说，其中包括历史的构造和想象。虽然人们还不能完全接受柯氏的学说，但对他的发现仍然是重视的，柯氏自己也把这一发现称为历史学领域里哥白尼式的革命，此言虽嫌过大，但他的确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以“构造”、“想象”的方法，启发了历史学家们怎样更好地去处理、研究历史遗留给后人的空白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如果能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对客观历史的空白进行合理的构造和想象，相信那是会对历史研究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