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构造性的历史学从微观上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柯氏的这一学说很多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不仅在观点上往往自相矛盾，而且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危机。这里，我们就这个问题作一粗略分析。
    构造性的历史学认为，要进行历史的构造，必须先以事实证据作为固定点，“我们认为我们构造的网可以说是拴在权威们所陈述的事实之上的，我们把这些事实看作是构造工作的数据和固定点”。但是，“我们知道要获得真理并不是靠生吞活剥我们的权威们所告诉给我们的东西，而是靠批判它；因此，历史的想象在其间结网的那些假定的固定点并不是现成地赐给我们的，它们必须是靠批判的思维获得的”（同上275页）。这就是“构造”的第一步。这一步很重要， 它表明了问题是从哪里开始的，强调了事实即固定点在“构造性的历史学”中的地位。
    获得了固定点之后，第二步，历史学家就在这些固定点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想象，以其完美的良知，完成有关历史对象的编织任务。于是，历史学家关于他的题材的图画，换言之，关于过去的历史的描述，“就都表现为一种想象构造的网”（同上275页）。这个“想象构造的网”，按照柯林武德前面的解释， 它应当是权威们的陈述所蕴涵着的内容的延伸，这样，“构造性的历史学”也就体现了一种合理的说服力。可是，表现这种“合理”的构造次序关系，突然被柯林武德倒置过来了。
    “想象的构造那张网，乃是比我们迄今所认识到的要坚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种东西，远不是它的有效性要靠给定事实来支持，它实际上是充当了我们用以决定所声称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试金石”（同上第227页）。
    这里，想象构造的网否定了它是靠事实得出的，而且相反，它现在变成了一种尺度或标准，它是靠先验的想象得出的。因此，要断定构造性的历史学所作的陈述是否合理，就必须依靠先验的想象，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不会获得任何批评的标准。柯氏得出结论说：“进行历史构造工作的那种先验的想象，就提供了历史批评的手段”（同上278页）。
    我们跟着柯林武德的思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问题的出发点，原来，结论就是问题开始的前提。按照柯林武德的逻辑，没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的批判，构造性的想象就不能获得固定点，历史的构造工作也就无从展开；而这批判的能力的获得，却有待于先验的想象构造的网的完成。也就是说，“构造想象的网”和“批判能力”二者互为前提。这样，柯氏的结构性的历史学在逻辑上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环，问题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此其一。
    其二，柯林武德为什么把想象依赖事实这一关系倒置过来呢？他的根据是什么？柯氏说，那是因为他看出在对于真理的认识上有很多真确的东西都不是从事实那里得来的，“而是由他的先验的想象所构造的”（同上276页）。因此， “我现在就只好被迫承认对于历史思想并没有什么样给定的固定点；换言之，在历史学中正象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权威一样，严格说来也没有什么数据”（同上276页）。可见，柯氏之所以改变想象对事实的依赖关系，是因为他发现了先验的想象即构造性的想象的决定性作用。这里，柯氏一会把“想象”拴在权威们所陈述的事实之上，一会又把“想象”拴在了历史学家“先验的”知识之上。我们不禁要问，柯氏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张？“事实”与“先验”总不能共同成为“想象”的根本依据或出发点吧？遗憾的是，柯氏没有回答我们，他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逃避开了，留下了“构造性的历史学”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三，柯林武德把“构造性的历史学”蒙上了一层神密的面纱。他宣称，想象的构造具有必然性，“而其必然性在每一点上都是一种先验的想象的必然性”（同上278页）。是验证我们声称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试金石。 “先验的想象的必然性”是什么？究其原本，不过是按康德的先验哲学设计出来的，它与历史的、客观的必然性有本质区别。柯氏认为，这种必然（先验的）早就存在于史学家的头脑（或心灵）之中，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正是对这个必然的实现，以它为标准，就可以批评一切历史现象。在“构造性的历史学”上，“想象的那张网”就是这种“必然”的外化。“凡是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它，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极地需要它”（278页）。这里，构造的那张网即必然是原生的，而事实则是次生的，如果事实不能符合这一想象出来的框架，就一定被舍弃，甚至被指斥为虚妄而不被承认，于是，整个的历史，就全部成了对历史学家头脑中所产生一种思想轨迹的描述。
    非常清楚，柯氏是将他的“构造性的历史学”置于主观唯心主义之上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在历史的内在与外部的关系上就难免矛盾重重，而在体系上也就难能自圆其说。因为柯氏既然不想把历史说成是现代人凭空幻想的东西，那么他就无法完全不顾及客观历史事实，但又不把它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因而事实与必然（先验的）的冲突就时时表现出来。本来，很可以在史学研究上发挥一定作用的历史的“想象”与“构造”，在柯林武德这里却没有表现出它应有的能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