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柯林武德的“构造性的历史学”还不尽人意，但是，透过它先验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探讨“想象”与“构造”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举例说，从猿到人的转变是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但我们可以推测这一过程。我们根据考古知道猿人的下肢不发达，就想象并描述他们生活在森林、住在树上、摘食野果等情形；我们又根据考古知道猿人下肢逐渐发达，就推断由于森林失火等变故，迫使猿人回到地面上生活，并开始直立行走等情形；我们根据发现的鱼骨、畜骨化石，就去描述原始人渔猎、畜牧的生活。尽管我们对这些活动的状况没有任何亲见亲闻，也没有那个时代的任何文字记录，但通过对证据的分析，进行合理的想象，就能勾勒出一个与客观事实大致不悖的轮廓来。这种想象，本质上是一种逻辑推理，它不仅可以使历史的叙述相对具体化，而且，在忠于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又使历史叙述更加生动化。
    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史实的断裂带和空白带是普遍存在的，史料给后人留下的东西，对于客观历史来说实在是太可怜了。因此，欲对某一时期或阶段的历史有个完整的认识。欲在研究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家就非下一番融汇贯通的功夫不可，这里面就有想象的、构造的成份。如此看来，“构造性的历史学”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应该受到批判，但它给予历史研究的积极影响还是有意义的。
    首先，它强调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的作用。虽然柯林武德在“构造性的历史学”中把这种作用强调到了极端的地步，但是对于那些史料即史学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个过正的矫枉。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史学领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但由于对经典学说理解的偏差，过份地强调了对于客体的研究，而对于认识客观的主体的研究则显得很薄弱，这无疑会影响史学向更深层次的掘进，妨碍对于历史规律的探求，产生对于史学理论的片面的认识，以致有人提出要就历史研究历史，极端推崇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这种实证主义史学的主张，甚至提出要回到乾嘉学派那里去。这些主张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把历史作为孤立、偶然的现象来对待，容易造成人为地对历史实际的割裂，就这一点上来说，“构造性的历史学”注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的观点就应当被借鉴、提倡，它强调通过主观的努力，弥合史实的裂隙，构造历史的画卷。虽然我们在构造历史的问题上与柯林武德有着根本的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构造性的历史学”中的合理成份，更不能把它简单地斥之为唯心主义。其次，“构造性的历史学”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历史认知的手段。在柯林武德之前，还没有人把“构造”、“想象”作为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提出。在以往的史学上，人们也许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和方法，但从未象柯林武德那样认识到了它在史学上的价值和意义。由于柯氏的发现，被以往史学忽视了的方面受到了重视，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人们再也不必把历史发展因为缺乏记录而形成的某些断裂带视为不能逾越的禁区，只要能运用已知的证据（即与之有关的历史事实）积极、合理地去构造它，就容易看出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同时，这也会使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工作者的眼界格外开阔起来，甚至能认识到前人从来就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当然，要做到这一步，靠柯氏所提供给我们的现代的“心灵”理论是难以办到的，它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基础之上，批判地吸收“构造性的历史学”的成果，建立起科学的构造原则，才有希望达到目的。而柯林武德的贡献就在于，它率先踏进了历史“构造”与“想象”的领域，并为此而大声疾呼。由此我们也认识到，传统史学的认知手段和途径不能一成不变，史学家应该适应时代的潮流，开阔自己的视野，在史学发展的新形势下作出新的尝试和探索。
    第三，史学研究要有批判意识。柯氏“构造性的历史学”之学说，首先对历史事实和历史权威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历史权威们的叙述也是不能轻信的，史料的真实性在被证明以前它就包含了不真实。当然，柯林武德用以批判史实的标准我们是不同意的，但他要求把史实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对每一件史实都须反复验证的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因此说，批判，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素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不是没有注意到，但今天仍有强调的必要。史学研究仍有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去寻取个别史例的现象。总之，批判是为了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使用史实，不管柯林武德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了史实，他为构造历史而提倡批判这一点是应当赞同的。
    有人把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称为假说，这恐怕和柯氏的先验论的唯心主义体系分不开的。在这一体系的笼罩下，“构造性的历史学”中的合理成份显得特别灰暗。因此，我们对待“构造”、“想象”的方法，既不能囫囵吞枣，跟着柯林武德的理论跑；又不能视而不见，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应当使它成为我们史学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这样的“构造”与“想象”，既不是任意的、幻想的，也不是柯林武德所谓的“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