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北宋大史学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之一，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和他的理学观点有联系，因此认识欧阳修的史学不能离开对他的理学观点的研究，不能把欧阳修的史学和理学分割开来。我们把他的史学和理学联系起来研究，考察其中的关联，又分析各自的特点，那么，我们对欧阳修的史学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评价，可以对一些问题作深入一点的思考。
    《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介绍欧阳修的理学观点和他的学术思想渊源流变。这一卷《学案》中辑录的《易童子问》、《本论》反映了欧阳修学术思想的几个基本点。近代理学史著作有的注意到欧阳修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必要的述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研究欧阳修史学，进一步讨论他的理学和史学的联系、理学对史学的影响。
    一、北宋的《春秋》学和《新五代史》的编纂
    北宋仁宗庆历以前，宋代的学术思想包括史学思想，值得总结的东西并不多。由于时代的主要矛盾，宋政府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消灭地方的割据势力。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反映时代的特点，这就是“尊王攘夷”，特别是“尊王”的观念。北宋的《春秋》学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
    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其中心思想在“尊王”，强调诸侯、大夫不得专政、专杀，他在《发微》中说：
    《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政，况大夫乎！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孔子作《春秋》，专其笔削，损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岂其日月旧史之有阙者，不随而刊正之哉？
    孙复强调写史行褒贬、损益文字，要遵循“尊王”这一中心思想。宋初三先生另一位胡瑗作《春秋说》，解释了《春秋》书法的要义，例如桓公五年，《春秋》载：“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实际情形是“王师败绩于郑”，胡瑗认为《春秋》不直接说“王师败绩于郑”，而写成诸侯“从王伐郑”，为的是要表明“王者无敌于天下。”另外，这分明是一场战争，但不书“战”，如果书“战”，则说明“王者可敌”。而书“伐”，不书“败”更有必要。这种“尊王”观念的《春秋》书法的理论，已经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但它适合当时统治者的脾味。也给北宋积弱的国势以体面的辩护。
    在治学上，他们能“不惑传注”，突破繁琐僵硬的“疏不破注”的格局。孙复说：“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易》，吾未能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①晁公武记载时人谈孙氏的治学：“史臣言（孙）明复治《春秋》，不取传注，其言简而详，著诸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故得经之意为多。”②
    欧阳修推崇孙复治《春秋》的精神，说：
    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③
    欧阳修说出孙复《春秋》学的特点。“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是对旧经学的突破。欧阳修在历史文献学上的疑古辨伪，对《春秋》书法、正统论及对灾异论的怀疑，都是由北宋《春秋》学的引伸发展出来的。“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是以史家的眼光，对北宋的《春秋》学的发挥。而北宋《春秋》学中曲说解史，欧阳修并不赞成，这就形成他对“曲学之士”的各种批评。总之，欧阳修治史得到北宋《春秋》学的精神；而《春秋》学中曲说解史的做法，却为欧阳修扬弃。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首先，欧阳修把《春秋》书法谨严和《春秋》书事求实两者结合起来。《四库全书总目》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这本书“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④这是承袭苏辙写的《神道碑》中的议论。苏辙说欧阳修撰的史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两者都是说欧阳修重义例，行《春秋》褒贬的旨趣，这些说法不是完全符合欧阳修史学的本意。《四库》作者说欧阳修在写史上，于“事实不甚经意”，这就更不恰切了。
    欧阳修认为《春秋》的谨严书法、褒善贬恶，应建立在书事求实的基础上，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⑤“但书其实，自见其失也。”⑥欧阳修强调《春秋》的深意是建立在书事“不没其实”的基础上，可以说是对北宋《春秋》学的一个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