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明，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注《新五代史》，总结出一套书法义例，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并不一致，甚至有悖于欧阳修史学的基本精神。欧阳修给徐无党的信中，明确无误地说明后儒总结出一套《春秋》的书法，从根本上说，违背了圣人的用心，他说：
    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汨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鲁隐公南面治其国，臣其吏民者十余年，死而入庙，立谥称公，则当时鲁人孰谓息姑不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与诸侯盟会行师命将，一以“公”书之；于其卒也，书曰“公薨”。……故某常告学者：“慎于述作”，诚以是也⑦。
    欧阳修对徐无党说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他告诫学者，也包括徐无党在内，要“慎于述作”。从信的内容看，对徐无党的治史有看法。
    北宋的《春秋》学的著作，在《春秋》中“春王正月”的字面上大做文章，以为《春秋》书年书时上用字都有深意，有“大法”。欧阳修提出另外的见解，说：
    呜呼！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古不以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亦未尝有法，盖古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⑧
    关于《春秋》始于隐公，终于获麟，有没有什么大经大法呢？欧阳修作了回答：
    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而终于获麟？
    曰：吾不知也。
    问者曰：此学者之所尽心焉，不知，何也？
    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问者“终始之义”，吾无所用心乎此。……孔子非史官，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今左氏经可以见矣。
    曰：然则始终无义乎？
    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⑨
    欧阳修说的“曲学之士”所指，我们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开篇就大论《春秋》始于鲁隐公以及书“春王正月”，体现的“大经大法”。无可讳言，欧阳修与孙复在对《春秋》经的一些具体的看法上存在分歧。这里也说明欧阳修对待北宋《春秋》学的态度，他尊崇孙复的治学的精神，一是“不惑传注，不为曲经以乱经。”二是“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
    《新五代史》叙事谨严，但不墨守刻板的定法从而曲为解说或别作剪裁。如述后唐庄宗兄弟，“所书事迹，不以长幼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后而书之，便于述事尔，无定法也。”⑩在体例上，欧阳修作灵活变通处理。王彦章等三人入《死节传》，其它人臣，仕不及二个朝代的人物，人各代的《臣传》。有的人臣“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则另作《杂传》以编录。（11）《新五代史》创列各种传目，是处理史材的需要，体现欧阳修的见识。《新五代史》在正史中是较有创造精神的一部史书。
    徐无党为欧阳修《五代史记》作注，欧阳修知道这回事，对徐无党发明《五代史记》的书法史例一套，没有材料能说明欧阳修肯定这种作法，相反，从给徐无党的信等内容上看，欧阳修批评了这种作法。至于说，有人认为徐无党的注是欧阳修口授的，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订。从徐注看，徐无党与欧阳修的思想有联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我们研究欧阳修的史学，要注意的是把徐注与《新五代史》、作为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东西看待。
    其次，欧阳修提正统“三续三绝”说。怎样认识唐代宋代之间五代的历史？应当给五代以怎样的历史地位？梁是不是“伪”？欧阳修写《新五代史》，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作出回答。这就要提出对“正统”的看法。
    欧阳修对于“正统”的解释，是：“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令天下之不不一也。”又说：“臣愚以为正统，王者所以一人而临天下。”这是以“尊王”的观念给了“正统”以界定，体现出北宋《春秋》学的基本精神。由这样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称得上是正统王朝的有三种情形。第一类，居天下之正，令天下于一，如尧、舜、夏、商、周、汉、唐。第二类，虽不得其正，卒能令天下于一，如秦、晋、隋等。第三类，居其正而不能令天下于一，如“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正统”有两个因素，是“令天下于一”与能“得天下之正”，前者为有形的统治的区字，后者为无形的“理”“道”的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