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争议的是这样三个历史时期：周、秦之际；东晋、后魏之际；五代之际。对这几个阶段历史的看法产生分歧的原因，欧阳修认为有两点，一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则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二是依五行运转说，强作编排，“而谓帝王之兴者，必乘五运者。”“故自秦推五行，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此说，此谓溺于非圣之学。”（12）
    欧阳修认为正统是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正统“三续三绝”。他说：
    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13）
    这是关于“正统论”的新见解。欧阳修关于正统的“三绝三续”说，较好地对统一王朝历史和分裂割时代的历史之间联系，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避免过份对历史作扭曲的解释。
    正统历史王朝的史事在记载书法上容易处理，正统已绝的历史时期，史家如何看待其间的史事与人物，在书法上作出怎样的表示，历来是有争议的。欧阳修写五代的历史，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认为五代之君是“贼乱之君”，五代不是正统，但五代的政权，不能称之为“伪”，“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不得为伪。”而单独“黜梁为伪”更没有道理，“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是后唐的人为攻击梁而发的“私论”。因而，写五代的历史，列五代之君的行事入《本纪》，是顺理成章的写法。欧阳修提出正统“三续三绝”说，又对记载“正统已绝”的历史的书法，作出恰当的规定，他写的《新五代史》在编纂上贯彻自己对历史的见解。
    欧阳修写五代史，“不伪梁”，这样的处理，受到时人的责备，认为这样书法有失《春秋》之旨，是奖励篡弑之君，“梁负大恶”，当加诛绝。欧阳修辩解说，《春秋》于篡弑之君，同样称之为君、为公，“皆不绝其为君，”如鲁国的桓公、宣公，郑国的厉公，等等。因而“不伪梁”，这样做法是得《春秋》之旨的。他说：“《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14）“惟与其为君使不得揜其恶者，《春秋》之深意也。”（15）
    欧阳修的“正统论”的有关见解，突出了“尊王”的主旨，并且把“直笔”的精神融会进去，不同意曲说解史的作法，这是欧阳修在史学领域内贯彻了北宋《春秋》学的基本精神，对北宋《春秋》学作了发展，由反对“曲说解经”，进而反对“曲说解史”。结合北宋《春秋》学的发展，我们对欧阳修的史学才有更深一层的领会。
    另外一点，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本纪》中“书人而不书天”，是对《春秋》的书法的变通。他说：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
    ……《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见，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备司天之所考。
    呜呼，圣人既没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16）
    《新五代史》在《本纪》中“书人而不书天”，不说灾异祥瑞，也不记灾异祥瑞。只是在《司天考》中因天官记录天象，才记录“三辰五星逆见”之类的内容。这样处理为的是使“兴亡治乱可以见”，这恰恰是北宋《春秋》学中的积极思想--“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所以欧阳修说他的史法“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
    欧阳修治史，有分析地对待北宋《春秋》学，在史学领域内把《春秋》学推向一个新境界。这里我们着重就《新五代史》作一点分析。关于欧阳修“不为曲说以解经”，敢于疑古辨伪，我们只能另作专文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