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用人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朋党”。治国之君当退小人、进君子，用贤，智，退愚、不肖。这取决君王明与不明。但小人往往以朋党毁君子，淆乱视听，人君也因之而难以辨明。欧阳修认为不能笼统谈“朋党”，要分清小人之“伪朋”与君子之“真朋”，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36）这是其一，其二要进一步杜绝以“朋党论”淆乱真相的议论。他说：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故曰：可夺国而予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与！可不鉴哉，可不戒哉！（37）
    欧阳修写《唐六臣传》对“朋党”问题作的议论是对历史的观察，也是对时政的抨击，说给北宋皇帝听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新派人物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改革弊政。吕夷简等一批官僚视范、欧等为“朋党”，说：“（范）仲淹离问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38）范仲淹也因之遭罢黜。所以欧阳修的治史，是他政治生涯活动的组成部份；总结历史兴亡，不是空论“人理”，而是思考解决北宋的社会危机。
    欧阳修论“兵”的作用，是他的历史盛衰论很重要的部份。五代的兵制、尤其五代遗制侍卫亲军制对北宋的影响尤大。他把侍卫亲军作为一个发展过程的事物考察，“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谓盛哉！”唐末方镇专权，后唐明宗把后梁在京都的马步军都指挥使，更改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成为天子自将之私兵。侍卫亲军的都指挥使的权限也越来越大。宋代方镇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侍卫亲军的问题日益严重，欧阳修历史地考察这一问题，说：
    ……然自汉、周以来，其职益重。汉有侍卫司狱，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是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语曰：“涓涓不绝，流为江河，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不过京师之兵而已。今方镇名存而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侍卫司矣。则为都指挥使者，其权岂不益重哉！（39）
    赵匡胤拥后周兵权，通过兵变夺得天下，赵宋王朝为防止武将专权，采取一系列措施，集兵权于中央，但侍卫亲军的都指挥使却拥有越来越大的军权。欧阳修总结五代史，不是停留在历史的慨叹上，而是思考现实的危机，表现出史家的忧患意识。应该说明，欧阳修强调人事重要作用’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加强中央集权，这与北宋理学家倡尊“尊王、大一统”，是同一个思潮。
    在总结历史兴衰的基础上，欧阳修提出“顺民”的观点，主张“损君益民”。他在《易童子问》中说：“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要“使民忘其劳与死者，非顺天应人则不可。”应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40）《新五代史》称赞循吏，说：“呜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哉！上输兵赋之急，下困剥敛之苛。……盖自天子以贿赂为事实，则为其民何以堪之哉！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贵也哉！”（41）
    欧阳修总结历史的兴衰经验，是同思考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他修唐史、五代史，尤其是对五代史发的的议论触及社会现实。他有一段话，可以视为他修五代史的动机的说明，说：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外不足威于外而将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时。（42）
    表面上看，宋初八十年是太平盛世，但盛世表象下埋着危机，“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欧阳修研究五代史和考察宋代初期八十年的社会危机密切联系在一起。欧阳修的历史观点又是他变革思想，是他为行庆历新政，寻求历史依据。
    总之，欧阳修历史兴衰总结，突出的地方是一，以“理”来看待历史兴亡变动，把伦理纲常归结为历史兴衰之“理”。二、他着重从重人事上，总结兴亡原因，这里体现出他尊王、大一统的观念，也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构成他的变革思想的一个内容。从欧阳修的历史兴衰论可以看出，北宋史学开始向哲理化发展的一种趋向，也体现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的观念。但欧阳修的理学体现宋代理学初期的特点，缺乏理论的深度，所以他的历史盛衰总结又有不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