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阳修的历史兴亡论
    欧阳修是北宋的理学先驱者之一，在欧阳修的治史中，他已经从理的角度总结历史的变化，为把握了欧阳修的史学思想，我们对他的理学观点要费一点笔墨进行分析。
    关于欧阳修在理学上的地位，全祖望引杨时的话，加以发挥说：“杨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国千余年，祗韩、欧二公立得定耳。’说者谓其因文见道。夫见道之文，非圣人之徒亦不能也。”（17）全祖望肯定欧阳修是“圣人之徒”，能“因文见道”，交待在道统中，欧阳修占的地位和学风上的特征。王偁在《东都事略》中说：“孔子没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有荀卿，荀卿之后而杨雄出，雄之后而韩愈继，继愈之后，而（欧阳）修得其传，其所以明道秘而息邪说，立化本而振儒风，……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18）这是另一种道统统系的安排，韩愈、欧阳修成为道统接续的两个重要关节。“明道秘而息邪说，立化本而振儒风”，对欧阳修学说作概括性的评价。欧阳修的文学、史学都是其内容。欧阳修引理学入史学，开北宋史学的一种风气。
    欧阳修认为万事万物的现象后有一个“理”，说：“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圣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针，蝍蛆甘带，松化虎魄。”（19）又说：
    道无常名，所以尊于万物；君有常道，所以尊于四海。然则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达于有无之至理，适用舍之深机，诘之难以言穷，推之不以迹见。”（20）“理”“道”为无形的，但高于现象，支配事物，如“磁石吸针”就是有一种“理”在支配着。
    理的根本特性，是变化，欧阳修说：“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21）学者研究事，在求这种理，“儒者学乎圣人，圣人之道直以简，然至其曲而畅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之变化。”（22）他又说：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23）
    这段系统议论，阐释了运动变化是事物存在的依据，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事物的变化又体现为“通”“弊”的转化、相反的转化，他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去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24）“困极而亨，物之常理也。”（25）事物的不平衡及对立转化为事物变化的根本，他说：“《传》曰：‘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势也。……夫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26）欧阳修从几个角度，对“道”“理”的范畴，作了阐释。
    欧阳修对理学有关的范畴，如“气”“性”“命”也有一些阐发。如他以“气”解释人与动物的差异，是“人禀天地之气，乃物中最灵。性虽有五常，不学无由明”（27）其中有些解释是模棱两可，他认为天、入问题不必“究”，说：“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存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28）“性之善恶，不必究也。”（29）这些都说明欧阳修的理学缺乏深度，也没有构成一定的体系。他回避探究理学的基本范畴，但在“道”“理”的问题，欧阳修的议论精彩，反映出一个理学先驱者开始了理论上新的探索。
    欧阳修认为支配社会的兴亡治乱是“人理”。他说：“干戈贼乱之世，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扫地而尽于是矣，……是岂可以人理哉！”（30）“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于父子。”（31）把纲常伦理的维系作为“人理”的内涵，是欧阳修的贡献。“人理”破坏，社会就会动荡，以至灭亡。他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32）欧阳修提出“人理”支配兴亡，而以风俗沦丧作为祸乱败亡的缘由，还是在现象上观察思考兴亡问题，“人理”兴亡论失之浅也在这里。
    欧阳修更多从人事上探究“盛衰之理”，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33）他赞成五代时康澄关于“五不足惧，六可畏”的议论。后唐大理寺少卿康澄说：“为国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不足惧者五，是：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早蝗不足惧。可畏者六，具体内容是“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概括起来是天象异，不足惧；人事坏，深可畏。欧阳修记录这一议论后，说：“然（康）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34）
    如果说，欧阳修引康澄的话还是表明一般的见解，那么谈到使用人材的重要性，欧阳修则具体分析人事作用兴衰的道理。他说：
    夫乱国之罪，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国之君，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治乱相去虽远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呜呼，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士之遇不遇者，可胜叹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