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是南宋的重要的理学家，也是有成就的史学家，在宋代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南宋乾淳之际，吕祖谦的理学即吕学，和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为当时的三大学派。吕学的特色充分反映在吕祖谦的史学上，因此，要认识吕祖谦的史学的基本特点，就应当结合吕学进行讨论。
    一、吕氏家学和史学
    吕学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到吕祖谦这一辈为止，吕氏家学发展绵延近二百年，在政坛上是一支影响朝政的势力。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吕公弼为北宋的重要宰辅。其中吕夷简、吕公著为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在吕氏家族的亘续传递中，形成的吕学是以家学形态出现在宋代学术史上。全祖望说：“吕正献公（吕公著）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依据王梓材的考订，在学术上有影响的吕希绩等人还不在其中。因此，见于《学案》者不止七世十七人①。吕祖谦以后，其子吕康年、吕延年接续薪传，所谓“诸讲学子孙，惟吕氏未坠。”②吕祖俭的长子吕乔年，“能守家学。”两宋学术发达，但作为一个祖孙相承有相当声势的家学，却是罕见。③
    吕学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作不同的概括。从师承渊源的学脉上看，吕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全祖望说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④吕希哲治学特点是“亦未尝专主一说，不私一门，务略枝叶，一意涵养，直截径捷，以造圣人。”⑤
    在吕学传续中，吕本中是一个关键的中介人物，“上绍原明（吕希哲），下启伯恭（吕祖谦）。”他继承了“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家训。全祖望介绍吕本中从学时，说：吕本中“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后，诸名宿如元城（刘安世）、龟山（杨时）、了翁（陈瓘）和靖（尹焞）及王信伯（王蘋）之徒，皆尝从游。”⑥吕祖谦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治学上，吕祖谦“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⑦东莱能和会朱、陆而兼取其长，正体现这样的传统。因此，这个渊源流长的学风“不主一门，不私一说”是大启于荥阳（吕希哲），发扬于紫微（吕本中）而光大于东莱（吕祖谦）。
    从治学的基本特征上看，吕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把“多识前言往行”和“畜德”两者联系起来，把掌握历史知识、熟悉文献掌故和讲天理纲常、提倡修身养性统一起来。“多识前言往行”的“多”，突出了史学的地位。在经史关系上，吕学重经亦重史。吕学的特点在此，吕学区别于朱学、陆学的地方也在此。
    全祖望说吕本中的学术时，指出：“愚以为先生之家学，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盖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⑧吕祖谦的父辈如吕大伦、吕大同谨守家学传统，汪应辰说到他们，指出“谓其所讲释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盖皆有得于家学者也。”⑨吕祖谦在《丽译讲义》中说：
    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不善畜，盖有玩物丧志者。
    吕祖谦在这里阐发的思想，第一，“多识前言往行”是“畜德”的前提、条件。只有“多识前言往行”，“而后德可畜。”第二，由多识前言往行达到“畜德”的要求，有两条路径。一是，“考迹以观其用”；二是“察言以求其心”。可以看出，吕祖谦重经亦重史，言性命必究于史。这和程、朱的“经本史末”、“经细史粗”“经先史后”的观点，显然存在着分歧。程、朱也主张读书要读史，但“读书须是经为本，而后读史”，⑩“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可立而待也。”（11）因此，程、朱主张读史只能是熟读经书以后的事，读史的目的是以“史”验证先验的天理。
    吕祖谦重视经书，也强调读史书。他给自己兄弟规定的学习课程，说：“小三弟所说读书件数太多，今只当看一经一史，为常课。”读史的次序应当是“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接耳。国朝典故，亦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大致。”（12）吕祖谦排列读史的先后次序重视古代历史学习，也要了解当代的国朝典故，其着眼点，一是“体统源流相接”，以贯通古今的眼光看历史变化，二是讨论“治体本末，”吕祖谦和朱熹的看法，有明显的差异。
    朱熹对吕祖谦的评论很多，批评也很尖刻，而批评最多的是吕祖谦对史学的重视。《朱子语类》中有关的内容，大多收集在《东莱学案》中。朱熹说：
    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
    又说：
    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不甚理会。
    《朱子语类》卷122，还有这一类批评：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书多，所以看粗著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
    吕祖谦与朱熹在私人交谊上是挚友，但学术见解的差异又使朱熹愤愤不已。
    秉承“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传统，吕祖谦重视史书的编著，这在两宋理学家中是很突出的，也决定了吕祖谦在宋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吕祖谦的史学著作体现了“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特点。这些著作首先要提到的是《大事记》十二卷、《大事记通释》三卷和《大事记解题》十二卷。《大事记》为大事编年，起周敬王三十九年，止汉武帝征和三年。《通释》引历代诸儒评论史事。《解题》阐述写史的旨意是：“盖为始学者设，所载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至于畜德致用浅深大小，则存乎其人焉。”（13）
    《左氏》三书为吕祖谦另一组重要的史学著作。三书是：《左氏传说》二十卷、《左氏传续说》十二卷及《左氏东莱博议》二十五卷。其中《博议》一书是吕祖谦“少年场屋所作”。他不满意，说此书“往往浅狭偏暗，皆不中理，若或诵习，甚误学者。”（14）但三书结合历史论说天理纲常永恒，言历史盛衰教训，体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治学精神。
    《历代制度详说》突出体现畜德致用思想。
    为范祖禹《唐鉴》作音注，在吕祖谦的著作中也应当提出来。《唐鉴》被程颐看作是“足以垂世”（15）的作品。范祖禹执着天理纲常的标准评论历史事件、议论历史人物是非功过。吕祖谦为《唐鉴》作音注，其特点是“好议论，不立门户，先之以音义，继之以注释，其间是非褒贬，无不以学士（范祖禹）为准。”（16）
    在重修《徽宗实录》、编修《皇宋文鉴》、《中兴馆阁书目》中，吕祖谦有贡献。朱熹虽然批评吕祖谦“于史分外子细”，但他编修的《伊洛渊源录》、《五朝名臣言行录》等，得到吕祖谦的帮助。
    总之，吕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是两个基本特征，加之吕氏家族历代又有“溺于禅”的弊病，因此，在朱熹这样的理学家看来，吕学显得“博杂”。对此，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要看到“多识前行以畜德”的传统对史学发展的积极的意义。